第486章 改革就一條,反對無數條

　　放下手里的信，蘇澤揉了揉太陽穴。

　　蘇澤也佩服劉知節的魄力，在找到突破口之后，劉知節立刻就沖到了縣里，親自督辦田皮改革。

　　有了這個突破口，劉知節樂觀的估計，整個河南一半的府縣能夠同意開征商稅，田皮也能流轉起來。

　　放下這份河南的來信，蘇澤又拿起另外一封信。

　　這是夷陵知州張元忭的來信。

　　河南的商稅問題算是有了眉目，湖廣四川那邊還是沒有進展。

　　桌子上這封，就是張元忭給蘇澤寫的求援信。

　　但是張元忭遇到的問題，和河南的問題完全不同。

　　河南是一個農業大省，主要的阻礙是鄉紳地主。

　　土地是鄉紳地主的生產資料，其實佃戶也算是他們的“生產資料”。

　　鄉紳地主不愿意開征商稅，也是不希望農民離開土地。

　　開征商稅，也就意味著地方官府的權力擴大，可以越過他們直接管理鄉村。

　　這些都是河南鄉紳地主不愿意看到的。

　　所以李一元提出的破局之法，就是利用田皮田骨產權的問題，分化地主鄉紳，通過流轉田皮所有權的辦法，瓦解鄉紳地主對地方上的控制力，從而推動商稅改革。

　　這個方法是極巧妙的，李一元不愧是大九卿之一，一出手就切中要害。

　　這就是大九卿的實力嗎？

　　打開張元忭的信，夷陵稅關遇到的又是另外一種情況了。

　　“恩師鈞鑒：學生忭于夷陵叩首。”

　　“夷陵地處三峽門戶，商旅往來本為常事，然近月以來，入川稅收陡減三成，其勢甚異…”

　　張元忭是夷陵知州，朝廷在夷陵設置稅關。

　　按照當時的約定，因為責權對等原則（422章），對出川貨物進行緩征。

　　緩征的計算方式，就是按照入川和出川的貨物量之比，按照差額比例來減緩征稅。

　　比如出川貨物如果是入川貨物的五倍，那按照這個方法計算，就對出川貨物征收五分之一的商稅。

　　蘇澤當時之所以有這個信心，是因為他相信，隨著技術發展，等到蒸汽輪船的出現，入川的物流成本會進一步降低。

　　而川中本就是一個大市場，到了那個時候，入川貨物量就會和出川貨物量持平。

　　按照那時候的約定，只要入川出川的貨物相當，朝廷就可以對出川貨物全額征稅了。

　　那時候，朝廷僅靠夷陵稅關一地，就能對整個巴蜀地區征收了。

　　這個辦法自然是十分的巧妙，可以倒逼四川主動開征商稅。

　　剛開始的時候，正如蘇澤所料的那樣，大量貨物涌入四川。

　　入川貨物量開始上漲。

　　但是很快，入川貨物的量又開始下滑。

　　張元忭是蘇澤的弟子，自然知道蘇澤的全盤謀劃的。

　　入川貨物量下滑，那也就意味著明年還要繼續對出川貨物減免征稅，這延誤了朝廷全面開征商稅的大計，張元忭自然不能坐視不理。

　　于是張元忭也進行了調查。

　　一調查，結果也讓張元忭背脊生寒，他連忙給蘇澤寫信，讓胖鴿子發動技能“星夜”，連夜帶了回來。

　　入川貨物下滑，其中一個原因，是川中的“抵制外省棉布”的運動。

　　二月份的時候，重慶手工織戶聚眾沖擊卸載外省棉布的貨船，燒毀了三船入川的棉布，讓販運棉布的外省商販蒙受了不小的損失。

　　這些棉布商人告到了當地衙門，地方官府卻推諉扯皮，不肯受理。

　　后來好不容易受理了，帶頭鬧事的首領早已經逃亡，官府連主犯都抓不到，更別說找人賠償這些棉布商人了。

　　這些商人貨物受了損失，還搭進去一大筆訴訟的費用，最后也只能自認倒霉。

　　這樣的事情，不僅僅發生在布業。

　　入川的幾種大宗貨物，棉布、鐵制品、肥皂，全部都受到了或大或小的抵制。

　　唯一沒有受到抵制，還在不斷增加入川銷量的，是印刷機和紙張油墨。

　　這是因為前面的東西，川中的小作坊也能生產，本地形成了行會抵制。

　　而印刷機和印刷紙油墨，這些都是川中沒辦法手工生產的，而川中興起了本地辦報的熱潮，所以大量購買印刷機等產品。

　　而這些印刷機入川之后，印刷的本地報紙，又都是號召川地百姓抵制外省貨的。

　　這些印刷機，反而成了抵制外省貨物的宣傳武器，更加劇了入川貨物量的下滑。

　　相反，出川貨物因為稅收上的減免，獲得了稅收的優勢，倒是反過來賣掉了湖廣，加大了兩者之間的逆差。

　　對于這個黑色幽默的結果，張元忭可是笑不起來。

　　他身負朝廷的期待，如果沒辦法做好夷陵稅關的差事，那官場的前途也就到頭了。

　　但張元忭也只是夷陵知州，而夷陵知州都不是四川的官兒，他根本沒辦法影響到四川的事情，所以只能寫信向蘇澤求助。

　　難辦啊。

　　蘇澤也頭疼。

　　河南的抵抗，還能殺一兩個不良士紳來殺雞儆猴。

　　但是四川這種抵抗，甚至連主謀都抓不到。

　　原時空的歷史書上，工業生產似乎是一夜就完成了，似乎“點出”了某個科技之后，國家就完成了工業化，就進入工業時代了。

　　但實際上，工業化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初期的工業化，特別是第一次工業革命的時代，工業生產只在某些領域擁有優勢，在很多領域甚至還不如手工生產。

　　比如原時空的大清，一直到滅亡前，江南手工織布行業依然擁有生產優勢，一直等到江南被打爛了，國外紡織業才得以傾銷國內。

　　而原時空英國殖民者，也曾經被印度的手工土布打得落花流水。

　　英國殖民印度之后，瓦解了印度的手工織布業，英國的機器織布才得以傾銷印度。

　　而且所謂的工人階層，也不是一下子出現的。

　　甚至可以說，在工業發展的初期，能夠主動維護自己權力，并進行政治斗爭的，偏偏不是那些工廠中的產業工人，而是手工業主。

　　手工業主本身就有傳統的行會，行會將他們凝聚起來，甚至要比早起的工人組織更有凝聚力和行動力。

　　手工業主本身也算是有產者，有些手工業主也是地方鄉紳，他們本身就有從事政治活動的能力。

　　所以在工業化初期，也會出現這樣的奇景。

　　最反對機器生產的，往往是這些剛剛還和工人站在一起的手工業主。

　　手工業主們沖進工廠，砸爛機器的事情，也是經常發生的。

　　四川也正在發生這樣的事情。

　　抵制工業，抵制商稅的，就是四川的手工業主。

　　四川發達的手工作坊，也是抵制商稅的主力。

　　這與河南的情況就完全不同了。

　　蘇澤嘆息了一下。

　　前世的時候，他也詬病過，原時空張居正的一刀切改革太過于粗暴，沒有考慮沿海貨幣充足地區和內陸貧銀地區的差異，粗暴的推動一條鞭法，讓內陸地區的百姓受損。

　　但是現在蘇澤也明白，整個大明實在是太大了。

　　改革中遇到的問題也太多了，而且每個地方都有自己的問題。

　　對張居正來說，能動用的政治力量也是有限的。

　　張居正又不像自己有掛，只能先用自己的威信，強行將改革推動下去，期待能進行進一步的改革。

　　只是原時空，張居正的改革沒能持續下去，最終只是曇花一現，暫時緩解了大明的財政狀況。

　　現在大明的商稅的改革，也進入到困難階段。

　　蘇澤想了想，決定還是要找人想想辦法。

　　整個朝堂之上，最了解四川問題，也在四川有威望的，就只有趙貞吉了。

　　蘇澤來到內閣，向兵房主事宋纁提出要拜見趙貞吉后，趙貞吉很快就在新值房見了蘇澤。

　　內閣翻新的工程已經差不多完工了。

　　以往閣老們都擠在一起辦公，也就是用小格子隔開，辦公環境十分的惡劣，而且也有損閣老的威嚴。

　　隆慶皇帝從內帑撥款，翻修內閣和興建中書門下五房的公房，蘇澤對內閣的辦公場所也進行了改革。

　　首先是每一個閣老都設有單獨的值房。

　　值房都是單獨的公房，前排則是對應中書門下五房的辦事處，對應的文吏都在附近辦公，專門負責輔助閣臣。

　　此外內閣又設立了一個議事堂，閣老們就不用擠在一起辦公，只需要定時來議事堂議事就行了。

　　此外內閣還有了專門的小廚房，以后閣老值班也能有一口熱的吃了，不用和司禮監一起吃簡單加熱的面條了。

　　閣老們都對新的內閣很滿意，不過還要等下個月的良辰吉日，也就是四月九日才能正式搬進去。

　　但是趙貞吉顯然不愿意再等，反正新內閣也就在舊內閣邊上，趙貞吉提前就搬入了值房。

　　趙貞吉一搬家，張居正和諸大綬也立刻搬走了，只剩下高拱一人在舊內閣辦公。

　　新內閣，每一位閣老都是單門獨院的，不像是以前那樣，見客還要專門去會客偏廳。

　　會客偏廳人多口雜，自然是不如單門獨院那么方便。

　　這也是為什么除了高拱這個首輔外，其他輔臣都忙不迭搬走的原因。

　　新內閣實在是太方便了，可以隨時接見自己的下屬，這閣老也更有威嚴了。

　　趙貞吉的值房略顯凌亂，墻上掛著大幅川省輿圖。

　　西北戰事開啟以來，作為內廷成員，趙貞吉比以前更忙了。

　　按照新的軍事體系，內廷就是軍事的最高決策機關，內廷就是圍繞皇帝設立的。

　　但是隆慶皇帝的情況，也不能讓他處理太繁重的軍事。

　　所以如今的內廷運行，總參謀部按照地方上送來的《形勢報告》，分析研判戰局，向內廷提供決策參考，起草《作戰參謀報告》。

　　然后由趙貞吉和司禮監商議出方案來，再由皇帝批準。

　　司禮監的三個大太監，也都不精通軍事，所以實際上輔助皇帝決策，就是趙貞吉一人。

　　這套體制，卻發揮了出奇的效率。

　　趙貞吉又負責兵部，在他的協調下，總參謀部、兵部運行的十分的順暢，西北的戰局順利，后勤保障也及時，皇帝也十分的滿意。

　　“夷陵稅關有什么事情？”

　　蘇澤落座后，趙貞吉就開門見山問道。

　　蘇澤拜見之前，已經讓宋纁通報了自己為了夷陵稅關的事情而來，趙貞吉平日里并不關心這方面的事情，蘇澤突然來找自己商議，趙貞吉還是有些意外。

　　但是想想也不意外了，自己算是川中官員的后臺靠山，一定是夷陵商稅遇到了什么問題，所以才找自己商議的。

　　蘇澤將張元忭打聽到的情況，一五一十的說給了趙貞吉聽。

　　趙貞吉對于商稅的態度，也悄然發生了改變。

　　正是因為大明的財政力量加強，才能在多處開戰，并且進行新軍改革。

　　如今群臣都吃到了財政的好處，又怎么可能回到原來？

　　總不能讓朝廷再回到過去緊巴巴的日子吧？

　　所以作為閣臣中的一員，趙貞吉也意識到了這一點，他自然也清楚，四川對抗開征商稅，是逆了整個朝廷的風向而動。

　　當然，這逆流而動也是有技巧的。

　　如同四川那樣，直接用暴力來對抗，遲早會引來朝廷的關注。

　　如果那樣，就和河南的事情一樣，沒法善了了。

　　蘇澤說完了川中的情況，嘆息說道：

　　“此非一地一縣之事，乃川中數省行會聯合自保，抵制外省‘傾銷’，其勢已成，地方官府或消極，或暗助，夷陵稅關策恐有擱淺之虞。”

　　“下官苦思，若強行彈壓，恐激起更大民怨，反傷朝廷威信，且正中其煽動‘官商勾結、剝削川民’之言。不知趙閣老可有良策破此僵局？”

　　趙貞吉看向蘇澤，這件事蘇澤不找主持內閣的高拱商議，也不找開征商稅最積極的張居正商議，偏偏來找上自己，是要讓事情又回旋余地。

　　否則用上河南那樣的雷霆手段，川中反而是要吃大虧的。

　　趙貞吉明白，蘇澤自己是四川女婿，這是給自己的一份面子，也是給四川的面子。

　　這時候如果自己拒絕了蘇澤，那接下來這件事就不是自己掌握了。

　　內閣中的剩余的幾位，對四川可沒有半分憐憫之情。

　　高拱和張居正，都是力主在自己老家開征商稅的狠人。

　　趙貞吉思考再三，終于說道：

　　“此事根子，在于‘一刀切’的緩征之法，給了他們抱團取暖、一致對外的由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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