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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百零四章 朱門幾處看歌舞,猶恐春陰咽管弦

更新時間:2024-07-12  作者:吾誰與歸
朕真的不務正業 第六百零四章 朱門幾處看歌舞,猶恐春陰咽管弦
萬歷十二年三月,大明朝廷通過了加征奢侈稅,比如之前一兩印泥作價20兩白銀,之前的坐商是三十抽一,也就是需要繳納六錢七分銀的稅錢,而現在加稅到了30,就要納稅六兩的稅錢。

這種稅是一種特別稅,商品的目錄非常明確。

而且收稅并不是去坐商手里收稅,而是在街道的兩側,設立稽稅房,專門厘清稅款。

用盡心機和手段,其實也可以逃避,但你手里的東西,是真是假,那就沒人去證明了。

奢侈品的本質就是浪費,浪費的目的就是炫耀,不交稅,沒有稅票,你手里的奢侈之物就不知道真假,所有人就會默認為假,那么奢侈品最大的交換價值和情緒價值就蕩然無存了。

明明是用的一樣的蜀錦川鍛在成衣店做成的衣物,款式都是一模一樣,花費了重金,結果因為缺少了認證,換來的只有嘲笑,而不是羨慕的目光和夸贊。

拜金錢教,認為金錢是無所不能的,這本質上是對勞動產生價值的否定,否定勞動價值論,就是否定個人努力可以改變命運,最終的結果就是大明整個社會,由上到下的整體失活。

大明已經進入了兼無可兼,并無可并的地步,靠著個人的努力,辛勤的勞動甚至不能維持基本的生活的地步,如果拜金錢教進一步蔓延,那么大明整體失活,朝廷系統性失靈,就已經不遠了。

個人努力真的可以改變命運嗎?朱翊鈞說不好,但他已經在盡量做了,讓個人的努力有所回報,勞有所得。

朱翊鈞對于加稅十分謹慎,十二年的時間,他就加稅了兩次,一次是出海的直接利得稅,這個稅在民間被稱之為叛逃稅,背叛大明、逃離大明,交了錢就可以自由離開的稅,帶有十分明確的貶義,第二個就是眼下推行的奢侈稅了。

其實除了這兩個加稅,還有一個也是加稅,那就是在松江府試行的一條鞭法。

這也是閻士選下定決心離開上海縣的原因,閻士選不是申時行、姚光啟這樣的天上人,面對一定會矛盾沖突更加激烈的局面,閻士選只能逃避。

朱翊鈞從來不認為閻士選的逃避是可恥的行為,一如當初王之誥選擇了離開文華殿,不敢繼續走下去。

逃避并不可恥,因為官場就是如此的殘酷,你朝中無人,仕途就是如同三伏天過火焰山,連個遮陰的地方都沒有,而顯然一條鞭法的試行,就是三伏天過火焰山一樣的危局。

一條鞭法要解決的是巧立名目的苛捐雜稅,就是將種類繁多的徭役和雜稅合并起來,一條編,折算為銀兩納稅;要解決的是大明財稅制度的不完整,這是自大明建立,洪武年間遺留的頑疾;要解決的是從實物稅轉向貨幣稅;

而且一條鞭法要解決的是百姓負擔過重的問題,松江孫氏孫克弘說的很明白,一條鞭法就是加稅,但一條鞭法執行的越到位,越徹底,百姓的負擔就會越輕。

越加稅,百姓的負擔越輕,就像是越加稅越能抑制兼并一樣,是個悖論,但在大明特殊的國情之下,是合理的。

自洪武年間定田賦三十稅一之后,大明田賦看起來很低很低,但其實自洪武年間就存在一個運費的問題,那時候是民解官收,就是百姓自己運到縣城或者府衙,這幾十里路,上百里路的糧食轉運,需要多少糧食浪費?從地方到朝廷又有多少?

后來改成了官解官收,但是官府也要征發勞役,運費的問題,仍然是一筆巨大的支出,需要加派。

但是換成白銀就簡單多了。

大明每年從南衙取400萬石的漕糧,南衙地方很多官員,都是帶著白銀到松江府,直接購買舶來糧,糧食連船都不下,直接入京,這樣一來,地方衙門也卸下了沉重的運費負擔,當然這個錢,四差銀、丁徭銀,還是要收的,只不過都落到了地方衙門的口袋里。

由大明朝廷的基本運行邏輯可以看出,朝廷、官府,就只是統治階級手中的統治工具,而大明的統治階級非常明確,世襲官和官選官,和誕生官選官的鄉賢縉紳、勢要豪右。

而國朝這個工具,既可以撈取利益,也可以確保自己的社會地位。

一條鞭法,就是要動勢要豪右、地方衙門的蛋糕,是統治階級的內訌,這種程度的矛盾和沖突,閻士選選擇離開,是審時度勢,也是無奈,他閻士選要是王崇古的族黨,而不是普通的晉黨,他也敢在上海縣戰斗到最后一刻!

“閻士選的逃避并不可恥,因為他是在知道了姚光啟來到了上海縣后,才選擇了離開,這也是一種負責。”朱翊鈞親自給閻士選寫了一封信,勉勵他到了杭州府后要好好干,隨著書信一起送到的,還有剛剛印出來的《官場紀實:從入門到權傾一方》。

這是肯定,也是勉勵,相比較松江府這個第一戰場,浙江這個第二戰場同樣重要,浙撫朱紈、李天寵、胡宗憲先后在浙撫的位置上,因為平倭而死,無論是嚴黨還是清流,在嘉靖年間,只要平倭,都要死。

所以,閻士選到杭州做知府,也不能放松警惕。

閻士選不是不負責任,姚光啟早就做出了選擇,海帶大王這個諢號,就注定了姚光啟只能在堅持為百姓謀利這套路上走下去,沒有任何別的選擇了,姚光啟臉上有道疤,那是他為保護百姓利益的功勛章。

“陛下,歸化城來的奏疏和游學札記。”馮保呈送了另外幾本奏疏。

朱翊鈞收到了林輔成、李贄的第二份草原游學札記,這份札記,依舊膽大包天,不過膽大包天不是指責國朝失去了靈魂,而是行為過于大膽了。

討論的內容,仍然是宗教對人的異化。

林輔成一行人順利抵達了歸化城,綏遠布政使以極高的規格接待了他們,三娘子也委婉的表示,希望林輔成和李贄能說點好話,三娘子作為大明冊封的一品忠順夫人,對于黃公子的身份還是十分了解的。

三娘子清楚的知道,林輔成他們這趟游學的收獲,都會直達天聽,自然不敢怠慢。

但是林輔成依舊批評了歸化城,批評了歸化城的宗教,多少有點給臉不要臉了。

歸化城附近有個喇嘛廟,香火極為鼎盛,每到三月初三,都要召開法會,林輔成和李贄這才了解到,三月初三的法會是普遍存在的,就是春暖花開,河流解凍的時候召開。

草原上的春天比內地要晚很多,三月初三,正是最忙碌的時候。

草原的法會很有問題!因為影響到了草原的春耕,人都跑去參加法會了,結果就是春耕被耽誤。

在大明,春蠶要吐絲的時候,哪怕是縣太爺下鄉,都不能鳴鑼開道,因為春蠶受到驚嚇,不會吐絲,甚至驚厥而亡;在大明,老牛下了小牛犢,所有人都要輕手輕腳,衙門要遣衙役上門道喜,并且記錄在案;

大明律明確規定,在一月到三月,任何衙門無故不得征發勞役,除非有圣旨,但皇帝一般為了避免被罵,這種圣旨輕易是不會下的。

在收割麥子的五月,縣學里的童生,都會放假,就是收麥。

是保生產還是保禮法?大明選擇是非常明確的,兩百余年也沒變過,那就是保生產。

但是草原不這樣,歸化城的喇嘛廟吹吹打打,法會要進行半個月之久,幾乎所有的青壯年都要前往。

林輔成直接化身為了大噴子,跑到了人家喇嘛廟里鬧事,在法會上,大放厥詞,怒噴這些大喇嘛不干人事,大喇嘛被罵了半天,最終還是不敢還嘴,選擇了解散法會,讓壯丁回家春忙。

大喇嘛本來想罵回去的,甚至發動僧兵把這個林輔成的嘴給縫上,讀書人罵街,那可比潑婦罵街要狠得多,因為很多時候,大喇嘛們根本聽不懂罵的什么,就知道很臟。

但是大喇嘛們看著陳末這些緹騎們默默架起了虎蹲炮,立刻清醒了起來,選擇了認慫。

佛法擋不住弓箭,也擋不住火器,陳末領到的皇命就是保護這幫游學士子的安全,這個游學團無論犯什么錯,也只有陛下可以審判。

草原的春耕,除了種牧草以外,就是剪羊毛,這都是必須要在這個時節做完的事兒,否則羊毛會在春風之下自然脫落,吹得哪里都是,只有小孩和婦女,是干不完這些活兒的。

而牧草因為栽種過晚,正好無法供應小羊羔出生前和出生后母羊那堪稱恐怖的食量。

林輔成覺得草原人瘋了,一年之際在于春,這么重要的時間,搞什么法會!佛祖能給吃給穿給用嗎!簡直是胡鬧!

林輔成完全就是情緒輸出,怎么罵的難聽怎么來,而李贄則探討了其中的原因。

李贄是以唐代詩人李約的《觀祈雨》一詩為開頭。

桑條無葉土生煙,簫管迎龍水廟前,朱門幾處看歌舞,猶恐春陰咽管弦。

久旱無雨,桑樹長不出葉子,土地皸裂,風一吹塵土飛揚,土地好像要生煙燃燒一樣;人們敲鑼打鼓的來到了龍王廟前祈雨。

而朱門之內的富貴人家,仍在觀賞歌舞,聽聞有人到龍王廟祈雨,擔心春天的陰雨綿綿,使管弦樂器受潮,無法發出美妙的聲音。

所處的立場不同,看待問題則不同,在赤日炎炎似火燒,野田禾稻半枯焦的干旱之下,百姓們只希望普降甘霖,而富貴人家,則完全不必擔憂干旱造成的影響,他們更加關切管弦樂器會不會受潮。

草原上普遍上存在的三月初三的法會,也是如此。

支持喇嘛們舉辦這樣法會的貴族們,其實不必擔心羊毛的損耗,不必擔心羊羔營養不良,也不必擔心羊羔因為母羊奶量不足而餓死,因為到他們手里的財貨不會減少,大不了再苦一苦窮民苦力,罵名喇嘛來擔。

林輔成大鬧水陸法會之后,三娘子專門上了道奏疏陳情。

三娘子的奏疏解釋了為何要在春忙的時候,召開法會。其實就是沒有人想過這個問題,因為身處其中,習以為常,沒覺得有什么問題,直到有人點出來問題后,才懊惱無比,如此簡單的道理,之前卻沒人注意到或者沒人提及。

皇帝的新衣里,只有那個童言無忌的孩子指出了皇帝沒穿衣服,草原上不是沒有聰明人,不是沒人看出問題,而是不愿意多管閑事,窮民苦力們有再大的怨言,也傳不到三娘子的耳朵里。

三娘子也是草原上的統治階級,上情下達這個亙古以來的難題,在草原也普遍存在,三娘子做出了保證,大喇嘛的法會不會再春忙召開,但凡違逆,就責令大喇嘛還俗,把喇嘛廟燒個干干凈凈。

三娘子在奏疏里,再次委婉的表示,希望皇帝陛下能管管晉商,他們在草原放印子錢,已經賺了很多錢了,給邊民一條活路。

朱翊鈞專門就晉商發印子錢之事回復了三娘子,王崇古已經對晉商發出了警告,并且規定了印子錢年利息,不得超過一分,就是年息不得超過10,并且對暴力催債進行了明令禁止。

邊民要活,晉商放印子錢也要活,在這個天災人禍的年頭里,一場白毛風,三成以上的牲畜凍死,晉商們利息再低,就該賠錢了,殺頭的買賣有人干,賠錢的買賣沒人做。

以前邊民屬于俺答汗的時候,大明皇帝的態度是,放可勁兒的放!怎么吸血怎么來,當綏遠屬于大明的時候,朱翊鈞的態度立刻就變了,做出了明確的限制。

“忠順夫人還是有恭順之心的,發現了問題,立刻做出了處置,她這位置也是兩頭受氣,一方面是本地的風俗,一方面是大明朝廷的政令,雖然林輔成李贄討論的內容,宗教對人的異化,在大明不具備普適性,但是對于草原、西域、川藏地區還是很合適的。”朱翊鈞將奏疏整理好遞給了馮保,下章內閣,順便給黎牙實送去了一份。

泰西的確也需要宗教對人的異化這方面的討論。

馮保接過了奏疏俯首說道:“陛下,宗教對人的異化,在大明腹地也是普遍適用的,鄉野之間,各種淫祀數不勝數,還是需要討論,并且搗毀這些淫祀的,溯本清源,魏晉南北朝的時候,出了一個寒門皇帝,金戈鐵馬的劉裕。”

“劉裕一路北伐,沿途將所有淫祀搗毀。”

陛下對大明腹地是有些樂觀了,在馮保這個內相看來,林輔成、李贄這些自由派們,討論的自由,其實就是一個再確定不過的問題,人就是人,每個人都是人,如何讓人從鄉賢縉紳、宗教、權力之下,變成真正的人,這就是馮保對自由的理解。

淫者,放縱,過多,過度,失其節制,不合法度。

《禮記曲禮》曰: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

被朝廷批準可以參拜的神都是正神,都是帶朝廷封號的;未經朝廷批準,都是不能參拜的邪神,就是淫祀。

“馮大伴說得對,對大明腹地也非常有意義。”朱翊鈞稍加思忖,認可馮保的諫言,作為內相,他不僅僅只會說文臣的壞話,在規勸皇帝、責難陳善這件事上,也是盡職盡責。

“李贄另外有本啟奏。”馮保拿出了另外一本奏疏,司禮監整理好奏疏,讓奏疏變得更有條理性。

李贄額外的討論了權力對人的異化,權力、宗教、金錢等等對人的異化,是李贄的課題,李贄還在完善。

在對人的異化這個課題上,李贄在討論的時候,盡量避免了討論權力對人的異化,因為權力的源頭皇帝陛下,會審稿。

但李贄還是在對他有生殺予奪的皇權面前,努力的討論著這些禁忌的話題。

“李贄這個膽子是真的大啊。”朱翊鈞看著手里這本奏疏由衷的說道:“這必須得改改才能發刊,還是有些大逆不道了。”

李贄首先拍了一堆的馬屁,盛贊了太祖高皇帝的英明神武,成祖文皇帝的文韜武略,將朱元璋稱之為:千萬古之一帝也,千古已經不能評價了,得千萬古的時間,才出這么一個人杰來形容了。

其實李贄就是在疊甲,李贄話鋒一轉,說起了宣宗廢皇后、宣宗烹漢王、英宗土木堡天變、奪門之變、孝宗皇帝時的文恬武嬉,而后李贄用長篇累牘分析了世宗皇帝,道爺。

整篇文章,就是奔著道爺去的!

李贄認為,世宗皇帝晚年的怠政,不僅僅是完全失望,也是長期權力巔峰異化的結果,最終導致了克終之難。

有了權力就可以為所欲為,這是權力的任性,晚年的懈怠,和初期的勵精圖治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人的確會在無邊的權力之中迷失自己的本心,忘記為何出發。

朱翊鈞兩手一攤說道:“他說世宗皇帝也就罷了,畢竟世宗皇帝自己也捏著鼻子認了,海瑞上治安疏那么久的時間,世宗皇帝最終都沒能下定決心殺了海瑞,原因是很清楚,因為海瑞是對的。”

“海瑞是對的,那誰錯了呢?”

“但是他連先帝這個神龍見首不見尾、不怎么管事的皇帝,也要指責嗎?”

“臣倒是以為不是沒有道理,先帝對于宦官是有些過于寵溺了些。”馮保反倒是覺得李贄說的沒錯。

李贄對隆慶皇帝也是指指點點,主要是批評了隆慶皇帝在登基前兩年一些糊涂事兒。

隆慶元年,隆慶皇帝突然下旨內閣,要讓太監呂用、高相、陶金這三個宦官坐團營,提調京營軍兵,并設內操場,組建凈軍,這道旨意一下,內閣直接炸了鍋!

徐階這種已經極為擅長明哲保身的首輔,都頂不住了,趕忙上了兩道《請擬科道諫止內臣坐營票貼》和《請允御史奏止內教場操練疏》,申明利害關系,讓隆慶皇帝收回成命。

隆慶皇帝不聽。

如果是提督內臣,這是自洪武年間太監監軍的祖宗成法,歷代都用,不是什么問題,可是坐團營提調,這問題就大了!

宦官有調兵的權力,掌兵權,瘋了嗎?

但是隆慶皇帝就是不聽,非要這三個宦官去坐團營,在隆慶皇帝看來,大臣不值得信任,武勛也沒什么領兵的人才,軍隊不掌控在自己手里,怎么能安心呢?

還是高拱和張居正夜扣宮門,好說歹說,才說服了隆慶皇帝,收回了成命。

高拱把漢代十常侍和唐朝宦官廢立九個皇帝的事兒拿出來說,嚇唬隆慶皇帝,你給了宦官兵權,尤其是京城的兵權,后果非常嚴重。

自朱程理學成為顯學之后,春秋之后無大義,唯記事耳,這種法三代之上的崇古派就成為了主流,連大明讀書人都普遍不讀史的情況下,隆慶皇帝在裕王府也沒讀過史書。

高拱能講唐代宦官廢立九個皇帝的事兒,讓隆慶皇帝大為驚訝,還疑惑:果有其事乎?

這也是張居正為什么要編寫《帝鑒圖說》的原因了,不讀史真不行,時代在發展,兩千年前的理論,不能解釋一些問題,人終歸是要與時俱進,皇帝也不能例外。

而李贄對隆慶皇帝的批評,則是集中在:想當然耳。

權力對人的異化,很容易產生一種極為普遍的現象,想當然耳。

就是為上者過于想當然的設立目標,不可能的工期、不可能的產量、不切實際的擴張等等,都是想當然的結果,現在這個年代,京畿附近一畝地打三百斤糧食,已經是風調雨順了,如果皇帝不了解,大興縣縣令的畝產千斤,就會掀起一股可怕的亂流,影響大明新政的推行。

權力,尤其是大明帝王的無上權力,必然造成一種錯覺,就是朕擁有類似于‘俺尋思之力’的超脫自然的力量。

只要朕想,就能做到。

“他說的確實有幾分道理,但是馮大伴,你這么一個宦官頭子,說先帝過于寵溺宦官了,是不是立場不大對?”朱翊鈞倒是有些疑惑,馮保居然沒有為宦官說話。

馮保想了想,回答道:“隆慶二年七月,御馬監太監許義,帶著一百多名宦官,在左順門抓到了巡城御史李學道,將李學道毆打了一頓,在沒有圣命的情況下,居然敢這么做,主人沒有下令的時候,敢這么做,就已經不是陛下的鷹犬了。”

“啊?”朱翊鈞看著馮保驚訝的說道:“還有這事兒?”

嘉隆萬年間的文官有多橫,從元輔當國這四個字就體現的淋漓盡致了,嚴嵩、徐階、高拱、張居正,哪個不是大權獨攬?

結果在隆慶二年,御史被宦官在皇宮里給偷襲了。

馮保將當年事說的很清楚,許義這個宦官,仗著自己的身份,在宮外強取豪奪,這巡城御史李學道撞見了,自然不能忍,就處罰了許義,上奏彈劾許義強取豪奪,許義懷恨在心,就帶著人把李學道給打了。

隆慶皇帝知道許義帶著一百多個宦官把李學道給打了,怒不可遏,許義為首的十數名宦官被打了一百杖,充云南煙瘴之地,其余杖責六十,發配孝陵充軍。

隆慶皇帝寵溺宦官,釀成了這么個事兒出來,弄的皇帝顏面掃地,也不得不外放了李學道,算是各大五十大板。

自那之后,隆慶皇帝也發現自己可能真的沒有什么天賦,就懶得理外廷那些事兒,多做多錯,不做不錯,外廷來了奏疏,蓋個章,交給外廷就是。

凡事兒都要有個度,過分的信任和寵溺,對宦官本人而言,也不是什么好事。

“這也是臣以為李贄說得對的原因,也正因為過分的寵溺,給的權力太大了,陳洪、騰祥、孟沖等宦官,才那般膽大妄為。”馮保說起了萬歷元年刺王殺駕的事兒,陳洪居然敢勾結宮外,把人送到宮里刺殺皇帝。

這狗咬起了主子,就是異化的結果。

朱翊鈞忽然想到了李佑恭說他看霞飛街奢侈品一條街起了貪心,準備以僭越之罪抄家,最后還是沒做,沒做的原因是有圣旨,外出內臣,不得滋擾地方,李佑恭能遵循圣旨,這就是沒有被權力異化的結果。

“有幾分道理,下章禮部,讓萬閣老改一改稿就是了。”朱翊鈞還是不準備李贄這篇批評皇帝為主的社論直接發刊,他說的再有道理,也是批評了道爺和先帝。

作為皇帝,朱翊鈞沒有立場讓這篇社論以這個面目問世。

但討論的內容是值得肯定的,可以交給萬士和修改一下,換個例子,道理還是那個道理,權力讓人任性,權力讓人想當然耳。

“晉惠帝的何不食肉糜,就很好。”朱翊鈞覺得也有現成的例子進行替換,道爺換成唐玄宗,先帝換成晉惠帝的何不食肉糜。

這樣一來,也能論證,只不過沖擊力沒有李贄的說法那么強罷了,按李贄的原稿這么發刊,不用別人出手,士林都能把李贄打到不忠不孝那一列,然后徹底打死。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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