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九二章 最后的鬧劇(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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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欗談東北遷民問題，卻談到了南洋、印度。

而這些話的內核，用劉鈺更加熟悉的語言來講，其實本質三兩句話就能說清。

利用國家的權力，積累和組織起社會力量，像溫室一般，助長封建生產方式向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轉換過程，并縮短其過渡期……如殖民制度，就是如此

保護制度、關稅、保護稅、輸出補助金、強制顛覆其屬地的產業……強行將本國的制造業者制造出來。歐洲各國都要為想辦法攫取這種發明出來的特許權，而相互勾心斗角……如英格蘭強行顛覆愛爾蘭的羊毛制造業；亦如學習科爾貝爾主義，以國庫投資作為本國工業的原始積累

李欗說的這一套，就是老馬說的保護制度。

后世的人，對于保護制度的理解，是片面且淺顯的。

因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

后世的社會存在，是二戰之后，亞非拉人民反殖民、反侵略、反帝國主義，獲得了階段性的勝利。哪怕說常鬧笑話的印度，那也不再是殖民地，而是有自己的國家強力，能夠保護自己的關稅。

在這種社會存在之下，對于保護制度的意識，無非認為也就是加加關稅、政府補貼之類的。

但是，在此時，在18世紀、19世紀，殖民主義盛行的時代，保護制度，如老馬所言：英格蘭摧毀愛爾蘭的羊毛制造業，是保護制度；歐陸國家用科爾貝爾主義，以國庫重稅直接作為本國工業的原始積累，也是保護制度；保護性稅收，是保護制度；英法等國行政命令直接干涉棉布穿衣問題，也是保護制度。

換句話說。

在殖民主義盛行的時代。

以暴力手段、行政手段、軍事干涉等，摧毀屬地的競爭工業，也是一種保護制度。

只不過，后世嘛，那幾個原本被侮辱被損害的、被殖民或是半殖民的國家，一個個站起來了。

以軍事手段、行政手段、暴力手段，直接摧毀去本國工業生產能力的辦法，行不通了。

所以，這才產生了對保護制度這四個字的誤解，以為保護制度只是本國加加關稅、給點補貼那么簡單——如后世之日本半導體的覆滅，即可視為這種保護制度的“經典形態”。

所以，這又繞回了老馬說的那個道理——在前工業時代，商業霸權，才能帶動工業的發展。而商業霸權，又是靠擴軍、備戰、造艦，主要是海戰來決定的。

大順之前二三十年，瘋狂造艦、擴軍，下了南洋，打贏了一戰。

之前下南洋，就已經早就了蘇拉特地區的棉紡織業崩潰、帶動了松蘇棉紡織業的高速發展。

這，就是軍事霸權，帶來了商業霸權。而商業霸權，又帶動了本國工業發展的典型例子。

因為，蘇拉特地區的棉紡織業發展，很大一部分，源于荷蘭在南洋的商業霸權和軍事霸權。

當大順下南洋，結束了荷蘭的商業霸權和軍事霸權后，依靠著荷蘭的南洋霸權而發展起來的蘇拉特棉紡織業，也自然完犢子了。

當然，這個事，細分析的話，和李欗說的“孟加拉甘蔗”問題，還不一樣。

大順下南洋導致的蘇拉特棉紡織業崩潰的內核，和李欗現在說的孟加拉甘蔗問題，是有所不同的。

蘇拉特，不是荷蘭的殖民地。

那為什么荷蘭非得去蘇拉特買棉布，而不去大順松蘇地區買棉布呢？

是因為松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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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布的競爭力，不如蘇拉特棉布嗎？

不是的。

而是因為，荷蘭在南洋地區的現金流有限。他掌握的香料等……說難聽點，中國的走私販子——當然，換種說法，就是大明的為自由和自由貿易而與暴君的專營法令對抗的商業勇士——都能把永樂皇帝的香料專營干廢了，你荷蘭這點力量，怎么和大順的南洋商人們搞？別的不管說，香料你想在中國賣到和歐洲一樣的1500利潤的高價，想都別想。

荷蘭的香料，根本不可能在中國換到足夠的資金。而荷蘭又需要現金，包括日本的小判金銀等，購買中國的茶葉、生絲、瓷器等。

只不過，在蘇拉特，買辦階層的勢力，可以催生出先拿貨、我給你香料抵一部分錢、你可以賣一部分香料算錢的商業模式。

簡單來說。

荷蘭自己的工業生產能力，是垃圾。本土的棉紡織業水平，是狗屎。呢絨在南洋，壓根賣不出去。

是以，荷蘭用自己的商業霸權和軍事霸權，并沒有帶動本土的產業發展，而是帶動了印度蘇拉特的棉紡織業發展——以南洋為市場的產業發展契機。

伴隨著大順下南洋，大順取代了荷蘭在南洋的商業霸權，從而讓南洋的棉紡織業市場供貨者，換到了松蘇地區。而且，大順并沒有過多的運用關稅、保護稅等政策，因為松蘇地區的棉紡織業競爭力，就算不超印度蘇拉特，但肯定也不弱于其。

也即是說，大順拿到了南洋的商業霸權后，可以使用關稅保護、保護稅等政策。

但沒必要，反而采取了“形式上的自由貿易”，因為大順的棉紡織業，本來就有優勢。

但是。

關鍵在于。

大順拿到了商業霸權和軍事霸權。

可以不用關稅保護和保護稅，假裝自己是自由貿易。

但如果本國的產業處于弱勢，因為存在商業霸權和軍事霸權，所以轉身就能用。

簡單來說。

不下南洋，大順“只能自由貿易”，人家不搞自由貿易，那也只能干看著。因為自由貿易這玩意兒，是雙向的。

而下了南洋，大順“可以搞保護制度，但沒必要；不過需要的時候，因為下了南洋，所以隨時可以搞”。

我可以殺人，但我不殺，我想做個好人。

和我孱弱無比，誰也殺不了，于是我不殺人。

這是兩回事。

本身，大順的棉紡織業就有優勢，所以，即便拿到了商業霸權和軍事霸權，那也不過是“高呼自由貿易”而已。

但是，制糖業不同。

大順的制糖業，和印度的制糖業相比，優勢并沒有那么大。

而且，還要考慮印度市場、波斯市場，使得印度的制糖業本身還有個運輸成本的優勢、以及內部循環的優勢。

其實說實在的，種甘蔗這玩意兒，它也確實不是紡織業。比如說，紡織業，我上個走錠精紡機，那我直接起飛，幾十倍的效率之下，誰與爭鋒？

而種甘蔗，就現在的條件來說，你也沒法弄出個能一下子提升幾十倍效率的“技術”。

一畝地產多少甘蔗、能榨多少糖，老天爺給的氣候什么的差不多的話，差距也就真沒那么大。

于是，殖民、商業霸權、保護制度的“優勢”，那就顯現出來了。

歷史上，英國的棉紡織業那么差，是怎么搞死印度的棉紡織業的？

愛爾蘭的條件不錯，那么愛爾蘭的羊毛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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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業，又是怎么毀滅的？

為什么北美南方州那么好的條件，卻直到21世紀，南方州一些地方依舊沒有吃羊肉的習慣？這個不怎么吃羊肉的社會習慣，又是怎么養成的？其背后的歷史原因是什么？僅僅是因為那里的人非要覺得羊肉不如炸雞好吃？

其實，這和李欗說的毀滅印度制糖業，是一回事。

軍事霸權在手、關稅控制權在手、暴力機關在手。是在大順的手里，而不是印度反帝反殖民后的國家手里，那玩一點高端的保護制度，摧毀屬地的制造業，為本國的制造業保駕護航、建立溫室保護本國資本茁壯成長，那不是易如反掌的事嗎？

這件事，是如此的易如反掌。

以至于。

易如反掌到，李欗覺得壓根沒必要和劉鈺說一說，該怎么才能毀滅印度的制糖業這件事的細節。

因為，李欗覺得，談怎么消滅印度的制糖業，在事實上的霸權和殖民體系下，是如此的易如反掌，以至于像是在說該如何教狗吃屎。和劉鈺大談“教狗吃屎”的事，李欗只怕劉鈺瞧不上自己，事后稍微一宣揚說“七皇子論政全無重點、輕重不分、主次不明”什么的，那就大為不妙。

老馬說的保護制度，玩起來的手段可就多了去了。簡單來說，玩“產業補貼”，那是老馬說的保護制度里最LOW的一種。

但凡我能控制它國政治、關稅、稅率、同時又在它國駐軍，那我為啥要去玩最LOW的“產業補貼”？

只有我無法控制它國政治，炮艦無法在海岸一架就轟開他國大門，無法在他國駐軍，無法操控他國關稅，才需要玩什么產業補貼這種最低級的保護制度。

通過這種保護制度，摧毀印度的制糖業，既意味著新一輪南洋大遷徙的開始，也意味著南洋制糖業發展所需的豆餅肥會讓東北的那些“暫時并不具備資本主義這種社會關系”的土地，具備了條件，一旦完成了道路建設，資本會迅速沖向松遼分水嶺以北，以每年十幾萬甚至幾十萬的遷徙速度吸納“被剝離了生產資料的工資勞動者”。

當然，李欗說這番話的意義，不在于他提出了一個似乎靠譜的遷民方案。

更重要的，還是在于劉鈺說的“歪經方法論”、或者說“逆練老馬學問”。

殖民制度、國債制度、近世賦稅制度、保護制度，達成體系的綜合……并成為孕育新社會的舊社會的產婆

比如說，大順打贏了一戰，把印度納入勢力范圍。

那么，這僅僅是為了多收點土地稅、為了開疆拓土之功績嗎？

顯然不是。

得需要有人清楚，運用國家強力，去孕育新時代。

至少，李欗的思路，是這種“產婆”的思路。這，才是最關鍵的——殖民不是為了開疆拓土之功、賦稅不是為了增加國庫收入、關稅不是為了國庫有錢。而是要把這些東西，不管有意還是無意，用新時代的思路，去理解這一切、運用這一切。

以印度為例。

如果只是為了征服、統治、開疆拓土、征稅征賦，那么大順仍舊是個傳統帝國。這和那些在中亞混不下去，從阿富汗翻山去印度征服的征服者，沒任何區別。

但如果能夠改變印度的生產關系、崩潰產業或者扶植產業、改變印度的經濟結構、產業結構。那么，大順算是邁入了“近代帝國”的門檻。

近代帝國的關鍵，不是帝國，而是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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