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六一章 分歧(六)

這一點，不論是皇帝，還是劉玉，在結論上是有共識的。

結論有共識。

只不過，兩個人的推理過程是完全不同的。

這又再一步退回到“重農輕商”這四個字的內涵上了。

以皇帝的視角來看，工商業發展造就的王朝危機，源于什么？

源于工商業積累資金的速度過快，從而造成土地兼并加速。或者說，根源是土地私有制下的自由買賣問題。

而已劉玉的視角來看，工商業發展造就的王朝危機，源于什么？

源于工商業發展，誕生了新的階級，新的階級的力量會急劇擴大，導致新的階級力量登上歷史舞臺，從而徹底打破小農、地主的封建王朝的舊邏輯。

或者說。

以皇帝的視角看，工商業發展、資金積累、土地兼并等問題，埋葬的是大順王朝。

但王朝運行的邏輯，依舊沒變。只不過，下一個王朝，可能不姓李。既說大順當初在市井間散播什么李家來復朱溫的仇，說不定日后也有人散播什么楊家來復李家的仇。

而以劉玉的視角看，工商業發展，新的階級登上歷史舞臺，埋葬的是封建王朝。而不是李家取代朱家、楊家再取代李家的問題。

如果說，皇帝有唯物史觀、階級史觀。

那么，劉玉再怎么忽悠，也沒有任何卵用。皇帝如果懂唯物史觀、懂階級史觀，一定會反對工商業發展，因為從這個史觀、和他的屁股坐在哪，可以得出一個非常明確的答桉，也即會堅決反對工商業繼續發展。

但是，皇帝不是。

用劉玉的話講，皇帝是“變種的洋務運動”腦子。

或者說，是太空歌劇“史觀”、是魔法蒸汽朋克“史觀”、是抽象的技術進步史觀——亦即，技術的進步，并不去考慮生產關系的調整、社會關系的變動，而是以此時此刻的社會關系生產關系，幻想技術進步之后的世界按照此時的社會意識來運行。

兩個人的史觀不同。

但兩個人不管真心假意站在封建王朝、封建皇權上對工商業發展與皇權和封建王朝的不對付的“結論”相似。

但是，史觀的區別、推理過程的區別，也就導致了，劉玉這些年“披著封建主義外衣進行的激進資本主義變革”得以實行。

而回到工商業發展的問題上。

按照皇帝的史觀，邏輯，推理，去考慮問題，就必須要“換位思考、設身處地、對癥下藥”。

簡單來說：

皇帝為什么反對工商業發展？

因為土地私有制加自由買賣，工商業積累資金的速度過快，導致兼并速度加劇，傷小農之利。

而小農，是封建王朝的真正的統治基礎，基本盤，力量來源。

如何讓皇帝支持工商業發展？

無非兩點。

其一，找出辦法，哪怕是忽悠，忽悠的角度也必須著眼于“有辦法既發展工商業、又不侵小農、能夠維系帝國的基石”。

其二，用技術描繪未來，告訴皇帝，或者說讓皇帝看到，技術進步可以穩固統治——這就是為什么說，拿著一個航海鐘給1760年的封建帝王看，封建帝王肯定會認為是奇技淫巧；而你抓一把化肥給皇帝看，皇帝就會認為科技是有益的。

因為，傳統封建王朝在這個時代面臨的最大問題，恰恰就是土地、畝產、糧食、和人口的問題——當然，你可以說，這是土地所有制的問題。但要注意，這里的主體是封建王朝，而不是中國、中華民族或者別的什么主體。意思就是，在不考慮皇帝自己造反的前提下，站在封建王朝的角度來看，最大的問題就是土地、畝產、糧食、人口的問題。

既然以封建王朝為主體，那么就必須考慮到：首先，皇帝對數萬里之外的殖民地，不感興趣，因為皇帝知道，帝國的統治疆域已達極限，更遠的地方和皇朝無關，反倒是無數的歷史經驗證明，太遠的地方肯定會分離出去；其次，封建王朝不會主動完成土地制度的變革，因為統治階級本身就是此土地制度的受益者、

考慮到這兩個問題，才能對癥下藥地，利用保守甚至反動的力量，來發展生產力，為新時代的誕生做鋪墊。也即讓舊時代的母體，吃飽喝足，增加體力，免得難產，并且把新時代這個必然要吞噬母體的嬰孩，在腹中養大到不能夭折的強壯程度。

正如，法國的重農學派，是依靠著封建主義的外衣、靠著鼓吹地主貴族階級的重要性，實際上卻是在實行最為激進的資產階級的政策一樣。

劉玉也是依靠這些東西，來借助皇權的力量，在一種“這在加強皇權”的外衣下，完成了諸多改革。既包括激進到蕩平了鹽業小生產者、邁到了萌芽托拉斯的鹽政改革；也包括了廢棄大運河、以及琢磨著修筑從京城到漢口鐵路的改革。

同樣的，在這場關于“工商業發展”的討論上，劉玉也始終抓著這一點——即，皇帝不是唯物史觀、不是階級史觀，所以以皇帝的史觀，所擔憂的東西并不是舊時代的真正的絞索。而皇帝所擔心的東西，理論上是可以通過統治術來回避的，而真正的絞索，皇帝并不可能看到。

實際上，包括什么“乾小四反對蒸汽機”之類的段子，也都是操著同樣的類似“太空歌劇”史觀的人，在那臆想。且不說英國怎么可能允許蒸汽機出境，連法國人離那么近都需要偷、俄國人得靠騙，英國居然會主動向全世界送“生產力和文明”？

實際情況，則是劉玉在鹽業問題上的發展生產力，讓皇帝喜不自勝——入你瑪驢毬子的，總算解決了鹽商控制生產銷售的問題、私鹽問題，大鹽業管起來比他媽的小鹽戶、鹽商這些玩意管起來容易多了。若是能依靠官鹽大生產降價，既擠死那些私自煮鹽的小販子，何至于有劉士安、袁世振等輩絞盡腦汁的改革？

皇帝會擔心小私鹽販子的死活？怎么可能？

皇帝只會關心，鹽稅能不能收上來、能不能降低鹽稅緝私成本。只要能收上來錢、大把的鹽稅。私鹽販子、手工業者反抗，殺就是了，那不是更省錢？

以鹽業為例。

從劉晏的改革開始，封建王朝的思路，就是控制生產、但鼓勵商人流通。因為，食鹽細碎化的特點，流通問題上，封建王朝誰也做不到能讓食鹽下鄉，唯獨靠商販。

故而，抓住了這個事實，以史為鑒，讀明白食鹽改革的真正路線，才能更好的“忽悠”皇帝，支持生產力的發展——控制生產、放松銷售、在生產端征稅、鼓勵大企業，方便征稅。

其余的問題，也都差不多。

要先明白封建王朝的運行邏輯。

然后理解皇權的基石、朝廷的稅收、鹽業等行業的諸多改革到底是個什么大方向。為什么明末大儒在鹽業問題上，基本都贊許劉晏的改革，而不是贊許袁世振的改革，兩者的區別到底是在生產端歸誰控制還是銷售端歸誰得利的問題。

再然后，要明白比如歷史上張之洞的機械織布廠為什么干黃了、為什么機織布干不過家庭手工業——破除那些扯犢子一樣的愚昧、守舊之類的大套話，哪怕是用最基本的經濟學去考慮一下為什么覺醒的女工都是紡紗工、為什么蘆柴棒是紡紗工，而她們為什么都不是織布工；去考慮一下什么叫“印度棉紗的傾銷，導致了舊時代家庭手工業達到了5.6億匹的巔峰”；以及為什么民族輕工業很多都是干紡紗起步的，而干織布的廠子基本都完犢子了？

這背后的社會存在、生產力基礎，到底是什么？

而不是空對空地在那談什么“桑弘羊”、什么“儒博士”、什么“與民爭利”、什么“愚昧守舊”、什么“民族性”。

最最然后，才能以此思路，向下推。

劉玉關于“人均糧食擁有量”這個問題的“兩條腿”，是在解決“工商業容納過多人口”的“能不能”的理論問題。

理論上能，才有可能繼續發展工商業。

劉玉和皇帝的“內外分治”、“依靠外部市場、讓資本吃外、而對內進行資本管控防止土地兼并”的討論，是在解決“工商業發展會加速土地兼并”的這個皇帝最擔憂的問題。

這個擔憂，還是那句話：皇帝是以現在的社會意識，去幻想將來的世界，得出的結論是只要控制工商業積累的資金投入土地，即可解決“重農輕商”邏輯下對工商業發展的恐懼；而劉玉則是以將來的社會意識，在塑造將來的社會意識得以存在的物質基礎，并且確信物質基礎的變更會讓封建王朝徹底毀滅，而不是李家換朱家、楊家換李家的問題。

理論上，工商業能夠容納更多的人口。

實踐上，以封建專制、皇權社會的諸多政策，比如人口管控、流動管控、傳統抑兼并手段、通過戶籍等禁止先發地區去內地買地囤地等等政策，理論上可以達成“工商業發展容納足夠的‘過剩’人口，但又沒有工商業發展導致土地快速兼并”的“只要好處、不要壞處”的空想。

當然，只是理論上。

這種理論上的概括，也就是皇帝想要筑造一個強大的、經濟和國家強力上的新的“萬里長城”。“長城”之內，延續舊制度，保存小農經濟，等待著工業發展出化肥、或者商業讓智利孟加拉硝石白菜價；“長城”之外，去參與世界貿易，繼續發展，沒有市場就去搶、去打、去奪。

皇權通過內地兵員、良家子等反動小地主貴族作為軍事基本盤；以海軍作為隨時籌碼、以先發地區的對外貿易必須依靠海運而海軍可以切斷海運、陸軍可以在大城市駐扎等，來控制先發地區。

同時，又通過先發地區對外的掠奪、貿易、傾銷、壟斷等，獲得金銀、物資。這樣，又加強了皇權所能掌控的經濟力，皇權通過掌控這股強大經濟力的分配，來穩固自己的基本盤；同時擁有通過這些經濟力，隨時可以在內地拉出來兵員的軍事能力，維系對先發地區的控制。

否則的話……真搞國內的統一的大市場，去除內部關稅的話。松蘇地區憑借長江航道、憑借即將誕生的火輪船運輸能力，無關稅的貨物直達內地，用印度棉紗干死江漢平原的棉紗；用松蘇布干死湖北的棉紡織業；用南洋東北的廉價海運糧食降低用工成本來獲得對內地工業的全面優勢，這叫啥？

當然，這叫啥，可以定義。

但這叫啥不重要。

重要的是，四川不適合種棉花，而川鹽入湘楚之后，湖北地區數以十萬計的手工業棉紡織家庭依靠著“川楚”貿易活著。

川鹽入楚，白銀往成都流。

蘇布入楚，白銀往松蘇流。

這些地方的脆弱經濟，怎么活？

皇帝并沒有談別的省份，而是談了談之前太子去歷練的湖北，說到了一個有些特殊的話題。

這個話題，用后世影視劇的話，叫“改稻為桑”。

只不過，基于此時的現實，這個問題，是反過來的。

也即，不是農民“傻”，不懂經濟，不想“改稻為桑”。

相反，是太懂了。

湖北地區棉紡織業的發展，使得湖北大量的百姓，主動“改糧為棉”。

結果太子在湖北折騰出來個了讓一些暗戳戳想看太子笑話的人，看了個“大樂子”——月余來陰雨兼旬，天水為災，更兼民多改糧為棉，乃至楚地米價騰躍，致使小民夠食為艱……遂命民船不得將米、雜糧等擅自出境，以重民食而維大局。

要不是四川節度使那邊竭盡全力幫了忙，太子這個“米禁”的樂子，可就鬧大了。

簡單來說，湖北糧食出問題了——本來湖北的人口暴增之下，又因為川鹽入楚的貿易，導致湖北紡織業向四川回程銷售，民眾又不傻，種棉花有利可圖為啥種糧食，自然大量改糧為棉。

當然，除了棉花，還有芝麻、茶葉等，太子的經濟政策，過于激進了，玩砸了——他只看到了劉玉在松蘇地區的改革過于激進，但他純粹是邯鄲學步、刻舟求劍。劉玉在松蘇改革的舉措里，是先下南洋、開東北、借朝鮮還米制、騷日本之實物谷米稅、發展海運確保米價降低的；而太子就沒想想，從他媽的南洋、東北運米運高粱走大海去松蘇是一個運費，可從松蘇再逆流而上運到湖北，那又是另一個價了。

他的激進改革，短期看成果顯著，收入增加。結果玩的過于激進，結果又來了波天災。

沒辦法，只能以行政手段，強制米船不得出省境。甚至湘地所來的運糧船，亦不得出湖北。

基本上，以史書來看，封建統治者沒聽說有主動“改稻為桑”的。而更多的，是老百姓主動“改糧為煙”、“改糧為桑”、“改糧為棉”，導致統治者頭疼不已，不斷出政策，禁止改糧為經濟作物。

因為，運輸能力的限制，人均糧食這個概念，并不可能在這個風帆時代從千余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具有現實意義。

而人不吃飯，會死、會起義。

關鍵是，這次玩砸了，把太子嚇得夠嗆。一下子從激進的經濟政策，給干萎靡保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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