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順1730 第二六零章 分歧(五)
先有“國民財富的總和”到底是啥玩意兒的鋪墊。
才能引出“宏觀上的無效勞動”的概念。
宏觀上的無效勞動,又引出了發展工商業的必要性。
而發展工商業,最終又是為了讓“定以后國民財富的總和”增加。
故而,劉玉把《國富論》斷章取義,一截為二。
在大順,留下了國富的定義。
在歐洲,推銷了“優勢”理論,不過是李嘉圖修正后的“相對優勢”而不是原書的“絕對優勢”。
應該說,這種斷章取義,才是最符合《國富論》原著精神的:國富是目的,為了達成這個目的,批判英國的重商主義政策,因為重商主義政策已經對英國的生產力發展有限制了。
精神內核在于“國富”,自由貿易只是手段,一種特定于當時英國政策的手段。
而劉玉把《國富論》斷章取義,恰恰最貼近國富論的精髓:國富是目的,大順現在需要的,是重商主義、殖民擴張、高稅政策、國家強力、擴軍造艦、依靠軍事霸權取得商業霸權帶動手工業時代的工業發展,這些資本主義是怎么來的精髓手段。這些東西,現在不但沒有對大順的生產力發展有限制,相反還極大地促進了大順生產力的發展,也即達成了“國富”之目的。
這個第一點,是“寫經”。
第二個關鍵點,就是:如何讓人均糧食這個概念,有現實意義。
這算是“釋經”。
簡單來說,南洋的大米,能和甘肅算平均嗎?算出來的平均,對甘肅有意義嗎?
這在后世,當然壓根就不是個問題。別說南洋的大米,就是東北的大米,也可以和甘肅算平均,而且有意義。
但在現在,這就是個非常嚴肅的問題。
連個從江南到京城的運河漕運都搞不明白、搞得天怒人怨,怎么可能配談相隔萬里的人均糧食擁有量這個概念呢?
時代,便是這種感覺。
一些時代習以為常的東西,在另一個時代,則是不可忽視的天大的事。
所以,在第二個關鍵點上,劉玉拿出來幾樣東西,來讓這些相信了“經書”的人,看到了未來。
鐵路,是第一個。
世界上此時的先發國家,都在拼命搞基建。
英國在修運河,因為英國適合運河。
法國在修公路,而且是靠勞役制度來修公路,這為將來法革后的一個統一的法蘭西奠定了基礎。
大順在修鐵路。
因為大順既不適合在北方修運河,也不適合修公路,至少以現在的條件和技術下,學法國修公路不行、學英國修運河在北方修不了。
蒸汽機,在大順的出現,劉玉沒有傻乎乎地直接往紡織業上引。
而是從一開始,劉玉就在往煤礦、鹽井、以及蒸汽車的方向上引。
靠著華北崩潰的生態、京城這個消費城市急需煤炭、以及皇帝對京城穩定性的格外關注,終于搞出了一條實驗性質的鐵路。
就現在來說,鐵路給大順帶來的意義,其象征意義,是大于實際意義的。至少暫時是,因為現在的動力不足、運力一般、還沒到相對于漕船等老傳統而驚天駭地的地步。
這種象征意義,對于相信劉玉描繪的“工商業容納足夠人口”這個未來的那批人而言,則意義更大。
不是在鐵路本身,也不在人征服自然的神奇。
而在于,這讓劉玉提出的那個“人均糧食擁有量”和“國民財富、宏觀無效勞動”之類的“經文”,有了真正落地的可能。
鐵路帶給他們這批人的,是讓依托在人均糧食占有量這個概念上的“新時代的國家”,得以理論上可以在現實里存在了。
簡單來說,假如有一條從東北到河南的鐵路。那么,如果河南理論上就可以種棉花了。
因為,東北與河南,終于連為一體了。東北的糧食,是可以隨時出現在河南、且價格不會因為“千里不販糴”這個鐵器牛耕時代的總結而飛昂。
當然,種棉花只是一種濃縮的象征,并不是書一定要去種、或者真的去種。
即便說,從封建統治、傳統士大夫思路的角度來看。這東西的出現,也使得“平糶”、“平價”之類的士大夫傳統夢想,也得以在上千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得以理論上落地實現。
除了這種技術上的進步外,還有對外擴張和對外戰爭掠奪殖民地、搶奪世界市場的諸多涉及到國家強力這種經濟力的政策。
這也使得“人均糧食占有量”這個概念,在大順得以用另一種方法實現。
修鐵路,是糧食沒長腿,而鐵路能讓糧食去缺糧的地方,達成人均糧食的意義。
對外擴張、搶奪市場,是糧食沒長腿,但是人長了腿。糧食不能往人身邊湊,因為沒腿;可人為啥不靠腿,往糧食身邊湊呢?
大順的糧食在哪?
在關東高粱地、在蝦夷麥田、在南洋稻米種植園、在暹羅印度的出口米、在朝鮮的還米制、在日本的大名缺錢賣米和五公五民的實物稅租。
簡言之,在海邊。
憑借這些年航海術的發展,海邊的糧食宏觀上,是非常充裕的。
既然說,在這套特用于大順的理論下,宏觀上糧食夠吃,那么工商業就是一種“特殊的分配糧食”的方式。
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戰,大順參加了,并且打贏了、并且保留了三角貿易體系卻將三角貿易中的“工業品”生產國的身份搶到手里。
由此,把工商業視作一種“特殊的分配糧食”的方式,也即“糧食商品化,參與以白銀為媒介的商品交換”,通過一戰勝利后的廣闊外部市場,在保證資本主義體系的內生矛盾短時間內不爆發的情況下,全力發展沿海先發地區的工商業。
在假設繼續發展的情況下,延續扶桑移民的總路線,實現人口的大規模向東流動。
而且是一場扶桑西海岸往落基山以東流、沿海地區往扶桑流西海岸流、內地地區往沿海流的波及到整個大順的超大型人口東遷。
鐵路,是給糧食加條腿。
一戰,是讓人自己的腿去靠近糧食。
這兩條腿都給接上,也就可以讓實學派真正看到未來的曙光,劉玉鼓吹的未來也就理論上有落地實現的可能性。
當然,劉玉鼓吹的未來,也是不涉及到更多的東西的。
只是被抽象成在封建統治者看來“不算太有害”的、抽象的工商業容納過多的人口。
至于說“極多的工商業人口”這玩意兒,對封建統治者有沒有害……現在看不出來,等著看出來的時候,早就晚了。
所以,劉玉和皇帝以扶桑移民事試言之,大談剝削、剩余價值的“好處”,大談這些東西“幫助”了皇帝解決了人口過多土地不足的問題。
實際上,也就是在鼓吹“第二種私有制”的合理性。
而老馬說的很清楚,第二種私有制要在第一種私有制的墳墓上生長起來。鼓吹第二種私有制的合理性,實則就是在為“第一種私有制的毀滅”,敲敲邊鼓、打打預防針。
就現在來看,皇帝既不想均田、也沒有能力均田、更不想直接折騰出來個王莽改制。
故而,皇帝的思路就是依靠舊王朝的周期,算了算時間覺得差不多還有百余年時間。那么,只要這百余年時間,能完成工商業發展的大爆發,容納足夠的人口,即便說將來內地均田,也減輕了很大的壓力。
當然,理論上來說,要是真的讓工商業徹底發展起來了,容納了足夠的人口,不需要考慮抑兼并、限田、均田等問題的話。
至少皇帝現在看來,似乎也少了許多麻煩。
畢竟說,即便有一個大致的思路,將來靠東來壓西,完成均田,在靠西來壓東維系統治,基本上有這么一個思路。
但思路歸思路。
真做起來,肯定也是兇險萬分。
且不說這得百年之后,說不定他的子孫就攤上個晉惠帝那樣的。
就說百年之后,他的子孫能力很強,但玩這么大,稍有不慎,也是粉身碎骨。
這種關乎均田之類的改革,亦算是前所未有成功的。
唯一一個說起來大約表象上有點像的,結局是腦袋都被人揪下來成為大漢第二王朝的鎮國法器。
至于說均田問題本身,劉玉實際上非常支持,并且認為不均田、不限制耕地的金融投機屬性、不依靠均田來抵消新時代誕生的劇痛,新時代是無法順利降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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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均田這件事,劉玉不會和皇帝談。
既是沒大義上的意義,這玩意兒,在大順來說,本身就不是不可談的,最起碼是符合大順主流的政治正確的。
也沒有任何現實的意義,這玩意兒,就現在的大順,本身就不是可以完成的改革,最起碼現在是一點希望都沒有。
靠封建王朝均田……說句難聽點的,當年從西安一路打到京城的起義軍屬性,都沒完成,況于現在。
談均田無意義。
談工商業發展,才有意義。
以后的事,以后說,工商業繼續發展、發展起來了,皇帝地主不均田也均不了,自有別的階級領頭,把田均了。
劉玉只是把他那一套的“兩條腿”給皇帝講清楚,告訴皇帝,工商業容納大量無地人口這個“可以解決土地兼并導致失地百姓大起義這個封建王朝之癌”的未來,似乎是可以實現的。
當然,劉玉不會給皇帝講代價:封建王朝之癌倒是能治,就是治的方法可能和你想的不一樣。
工商業發展治王朝之癌的辦法,是工商業中所誕生的力量,化身絞索,勒死封建王朝。人都死了,癌不就不擴張了?這也是一種治,治標又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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