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公著五月辛酉(29)上書

臣遠從外服，召至左右，竊思人君即位之初，宜講求修德為治之要，以正其始。然后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新而又新，以至於大治。是用罄竭愚誠，考論圣道，概舉十事，仰贊聰明。

一曰畏天，二曰愛民，三曰修身，四曰講學，五曰任賢，六曰納諫，七曰薄斂，八曰省刑，九曰去奢，十曰無逸。

皆隨事解釋，粗成條貫，不為繁辭，以便觀覽。伏望兩宮慈圣、皇帝陛下留神幸察，如言有可采，即乞置之御座，朝夕顧省，庶於圣德少助萬一。

其畏天曰：

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又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蓋天雖高遠，日監在下，人君動息，天必應之。若修己以德，待人以誠，謙遜靜慤，慈孝忠厚，則天必降福，享國永年，災害不生，禍亂不作。

若慢神虐民，不畏天命，則或遲或速，殃咎必至。

自古禹、湯、文、武以畏天而興，桀、紂、幽、厲以慢神而亡，如影隨行，罔有差忒。

然自兩漢以來，言天道者多為曲說，附會世事，間有天地變異，日月災眚，時君方恐懼修省，欲側身修道，而左右之臣乃引經據傳，或指外事為致災之由，或陳虛文為消變之術，使主意怠於應天，此不忠之甚者也。

詩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然則有天下者，固當飭己正事，不敢戲豫，使一言一行，皆合天心，然后社稷民人可得而保也。

天人之際，焉可忽哉？

其愛民曰：恤我則后，虐我則讎。人君既即尊位，則為民之父母，萬方百姓，皆為己子。

父固不可以不愛子，君固不可以不愛民。

若布德施恩，從民所欲，則民必欣戴不已。欣戴不已，則天降之福。

若取民之財，不憂其困，用民之力，不恤其勞，好戰不休，煩刑以逞，則民必怨叛。怨叛不已，則國從而危。

故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然自古人君臨朝聽政，皆以赤子為憂，一旦用兵，則不復以生靈為念。

此蓋獻策之臣，設奸言以導上意，以開邊拓境為大功，以暫勞永逸為至計，此世主所以甘心而不寤也。

夫用兵不息，少壯從軍旅，老弱疲轉餉，伏尸流血，而勝負得失猶未可知也。

民勞則國先敝，夫何以為功？

兵興則朝廷多事，亦不得而安逸也。故凡獻用兵之策者，欲生事以希寵，罔上而營私耳，豈國家之利哉？

其修身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夫欲家齊國治而天下化，莫若修身。修身之道，以正心誠意為本。

其心正，則小大臣庶，罔敢不正。其意誠，則天地神明，皆可感動。

不誠則民不信，不正則令不行。況人君一言一動，史官必書。

若身有失德，不惟民受其害，載之史策，將為萬代譏笑。

故當夙興夜寐，以自修為念。以義制事，以禮制心，雖小善不可不行，雖小惡不可不去。

然人君進德修業，實繁乎左右前后。夫習與正人居，不能無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不能無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

故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圣。

其講學曰：王者繼祖宗之業，居億兆之上，禮樂征伐之所自出，四方萬里之所視效。智足以窮天下之理，則讒說不能惑；德足以服天下之心，則政令無不行。

自非隆儒親學，何以臻茲？然天子之學，與凡庶不同。

夫分文析字，考治章句，此世之儒者以希祿利，取科級耳！非人主之所當學也。人主之所當學者，觀古圣人之所用心，論歷代帝王所以興亡治亂之跡，求立政之要，講愛民利物之術，自然日就月將，德及天下。

書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又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故傅說之告高宗者，修德立事而已。至漢之晁錯，以為人主不可不學術數。錯之意，欲人主用機權巧譎，以參制羣下。而景帝用之，數年之間，漢罹七國之禍，而錯受東市之誅。蓋其所主者，不出於誠信而已。由是觀之，擇術不可不謹也。

其任賢曰：

昔成王初親政，召康公作卷阿之詩以戒之，言求賢用吉士。蓋為治之要，在乎任賢使能。能者不必賢，故可使；賢者必有德，故可尊。小賢可任以長民，大賢可與之謀國。

若夫言必顧國家之利而行足以服眾人之心，夷險一節而終始可任者，非大賢則不能也。

人君雖有好賢之心而賢人猶或難進者，蓋君子志在於道，小人志在於利。志在於道，則不為茍合；志在於利，則惟求茍得。忠言正論，多咈於上意；而佞辭邪說，專媚於君心。

故君子常難進，小人常易入，不可不察也。自古雖無道之君，莫不欲治而惡亂，然而治君少而亂國多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人主誠存此心以觀臣下之情，則賢不肖可得而知矣。

其納諫曰：

昔書稱成湯之德曰：從諫弗咈，改過不吝。

湯，圣君也。

不曰無過而曰改過者，言能舍己而從諫，則不害其為圣也。

及紂為天子，強足以拒諫，智足以飾非。紂非無才智也，然身滅國亡而天下之惡皆歸之者，言其復諫自用，才智適足為害也。前代帝王無不以納諫而興，拒諫而亡，著在史冊，一一可考。

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貴則驕心易生，富則侈心易動，一日萬機，則不能無失，固當開道而求諫，和顏而受之。

其言可用，則用其言而顯其身；言不可用，則恕其罪以來諫者。夫納忠好諫之臣，初若逆耳可惡，然其意在於愛君而憂國；諂佞阿諛之士，始若順意可喜，然其情止於媚上而徼寵。人君誠能察此，則事無過舉，身享美名。

故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圣。

其薄斂曰：

古人有言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人君恭儉節用，取於民有制，則民力寬裕，衣食滋殖，自然樂輸租賦，以給公上。

若暴征峻斂，侵奪民利，物力已屈，而驅以刑辟，勢必流轉溝壑，散為盜賊。為人上者，將何利於此哉？故善言治道者，尤惡聚斂之臣。

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

前代帝王或耽于聲色，或盤于游畋，或好治宮室，或快心攻戰，於是小人乘間而肆其邪謀，為之斂財以佐其橫費。世主不悟，以為有利於國，而不知其終為害也。

賞其納忠於君，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以身當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也。昔鹿臺之財，鉅橋之粟，商紂聚之以喪國，周武散之以得民。

由是觀之，人主之所當務者，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其省刑曰：夫臨下以簡，御眾以寬，百王不易之道也。

昔漢高祖去秦苛暴，約法三章，以順民心，遂定王業。孝文循之以清靜，而幾致刑措。然則為治之要，果在於省刑，而不在於煩刑也。

況人主之於刑獄，其勢不能親臨，則必委之於臣下。故峻推鞫，則權在於獄吏；廣偵伺，則權在於小人；肆刑戮，則權在於強臣；通請謁，則權在於近習。

自古奸臣將欲誅鋤善人，自專威柄，必數起大獄，以搖人心。

何則？

獄犴之間，其情難知，鍛鏈周內，一繫於吏。及夫奏成獄具，則雖有冤抑，人主何從而察哉？然則欲姦雄不得肆其威，善良有以安其性，莫若省刑而已。

自三代以還，有天下者數十姓，惟宋受命逮今一百二十有六年，中原無事，不見兵革。稽其德政所以特異前世者，直以誅戮之刑，內不施於骨肉，外不及於士大夫，至於下民之罪，一決於廷尉之平，而上自天子，下至於有司，不復措意輕重於其間。

故能以好生之德，感召和氣，而致無窮之福。祖宗所以消惡運、遏亂原者，嗚呼，遠哉！雖甚盛德，無以加矣！

其去奢曰：昔夏禹克勤于邦，克儉于家，而為三王祖。漢文帝即位，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而天下斷獄四百，幾致刑措。然則勤儉者，固帝王之高致也。況以天子之尊，富有天下，凡四方百物所以奉養於上者，蓋亦備矣。

然而享國之日寖久，耳目之所御者習以為常，入無法家艙士，出無敵國外患，則不期於侈而侈心自生，佞諛之臣又從而導之，於是窮奢極侈，無不為已。

是以先王制法，作奇伎淫巧以蕩上心者，殺無赦。

夫竭天下百姓所以相生相養之具，而以供人主無窮之欲，致人主於喪德損壽之地，而以邀己一時之榮，雖誅戮而不赦，固未足以當其罪也。

昔紂為象箸而箕子諫，夫以天子而用象箸，未為過侈也，然箕子以為象箸不已，必金為之，金又不已，必玉為之。

故箕子之言，所以防微而杜漸也。

至漢公孫弘相武帝，以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

當是時，帝方外伐四夷，內治宮室，為千門萬戶，由是天下戶口減半，盜賊蜂起，而弘猶病其不廣大，何其不忠之甚哉！故人主誠能不以箕子之言為太過，而察見公孫弘之大佞，則夏禹、漢文之德，不難及已。

其無逸曰：昔周公作無逸之篇，以戒成王，其略曰：昔商王中宗，治民祗懼，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不敢荒寧，享國五十有九年。厥后立王，生則逸，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后，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嗚呼！非愛君憂國之深，其言何以至此？

又曰：繼自今嗣王，無淫于觀，于逸，于游，于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沈于酒德哉！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蓋人君初務縱逸，小人必怨而大臣必諫，至乎淫刑亂罰，以杜言者之口，然后流連忘反，不聞其過而終至于滅亡。故曰無逸之書，后王之元龜也。

唐明皇初即位，宋璟為相，手寫無逸圖設于帝座，明皇勤于政事，遂至開元之治。其后宋璟死，所獻圖亦敝而撤去，明皇遂怠於政，親見天寶之亂。

由是觀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人君誠能謹終如始，不敢逸豫，則德有堯舜之名，體有喬松之壽，豈不美哉！又臣聞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

今朝廷始初清明，臣雖學術褊淺，惟是前代圣帝明王所以政治之跡，可以為法，與夫暴君暗主所以兆亂之道，可以為戒者，乃敢告於左右。古人有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

夙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是亦舜而已矣。

惟兩宮慈圣、皇帝陛下加意無忽，則社稷幸甚！天下幸甚！我在現代留過學 呂公著五月辛酉(29)上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