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千零五十二章 三分練,七分吃,剩下九十分靠睡覺
朱翊鈞之所以將這篇《進士家考》轉載到了邸報上，刊行天下，其根本目的是戳破一個謊言，富貴修德的謊言。
在儒家構建的大同世界里，是官序貴賤各得其宜，尊卑長幼之序，就是只要遵循尊長幼的秩序，就可以致大同。
這個理論框架能夠成立的根本基石，富而有德，富而好禮，富而能儉，就是富貴之家往往更有修養和道德，所以富、貴之家，就是天生地養的治人者。
類似的表述很多，比如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比如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等等。
這種解讀是完全錯誤的，朱翊鈞讀書很好，他知道這是一種故意的曲解。
因為儒學里，君子有兩種含義，一種是很有德行的人；一種是治人者也；
但多數的儒家學士解讀的時候，都刻意的把這兩種含義混為了一談，解讀為：治人者，就天生就有德行。
荀子曾經在討論性本惡的時候，說：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不能屬于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積文學，正身行，能屬于禮義，則歸之卿相士大夫。
如果王孫貴族、士大夫的孩子們不能明白禮和義，那就是庶人；如果庶人的子孫，積累了足夠的學識，行得正，走的直，明白禮和義的重要性，就該是王公士大夫。
這個人是否尊貴，他這個人的價值，不看他的家世，而是看德行，他就是家世再好，沒有德行，那就是廢物一個，如果這個人家世不好，德行極好，那就是君子。
這才是原教旨的儒家理念。
這種思想，強調個人德行，而非世襲地位去決定人的價值，早在先秦時候，就已經出現。
正因為荀子的這些觀點，他被開除了儒家的至圣先師的序列，大明士大夫人言必稱孔子、孟子，很少談到荀子。
而這名筆正更進一步的戳破了富而有德，富而好禮，富而能儉的謊言，顯然進士之家，九成六的都傳不過三代，富貴和德行、禮義、節儉這些美德，沒有任何的因果關系，甚至富貴會催發出人心之惡，沒這點家產，還不會鬧得這么兇。
對于皇帝陛下轉載的這篇文章，大明上下，反響并不是很激烈，因為反響越激烈，這些事兒就越容易引起討論，最終讓這件事越廣為人知，最好的應對手段，就是當沒看見，算是一種無聲的抵抗。
也沒什么好值得反駁的，誰讓這名筆正，是用了五年時間，考證了如此多的進士家族，得出的結論，是實事求是，要推翻他的觀念，有些太難了。
大明上下內外，也逐漸發現了一件事，那就是離開了儒家，大明王朝仍然能夠存續。
儒家作為歷朝歷代最重要的統治工具，一直是郡縣帝制、皇權體制下，維護皇權穩定最重要的手段。
皇帝把兗州孔府掀了，引起了巨大的恐慌，如同世界末日即將到來的恐慌在蔓延，但很快，上到皇帝，下到萬民，都發現其實并不會毀天滅地，相反，大明的秩序仍然存在。
先秦時候，至圣先師那么多，不是光一個孔子、孟子，荀子、法家、道家等等諸子百家，都有可取之處。
時間一久，大家發現，其實諸子百家一直存在，只不過大家披上了一層儒家的皮而已，現在把這層皮掀了，反而活的更加通透了。
比如徐貞明，比如柯延昌，陛下御筆冊封的大司農、少司農，就大大方方的承認了自己農家的身份，并且在這條路上越走越遠，在之前，他們看起來是儒學士，但骨子里是農學士。
皇帝再次刺破了儒家的一些神話，代表著儒家的神圣性進一步被破壞，這對大明上下而言，不是那么難以接受的事兒。
翻身和深翻兩本書，都強調了一件事，公平、公正、正義，是從來不會從天上掉下來的，不要指望青天大老爺心善，普降甘霖，那是對明君圣主的幻想，真正的公平、公正、正義，都是斗爭中得到的。
不去斗爭，就無法獲得正義。
從浙江還田和鞏固還田的經驗和教訓去看，這句話是完全正確的，生產關系的改變、生產資料的歸屬，真的不會從天而降，而是復雜的農戶、佃戶、地主、鄉賢縉紳、官吏之間的斗爭中，逐漸形成的共識。
而這個立意被剖析和解讀后，自然而然的引發了一個推論，這豈不是說要鼓勵斗爭？
這種鼓勵會把大明導向何等方向，會不會讓穩定的大明不再穩定，都是需要思考的問題了。
除了斗爭這個議題之外，還有就是浙江的變化，讓人們措手不及。
皇帝陛下在浙江推行還田令，是懲罰，是對仁和縣遭遇大火的報復，但陛下的報復和盛怒，似乎只給浙江帶去了短暫的苦難，而后就迎來了堪稱是輝煌的發展。
浙江擁有了整個大明最多的工坊、最龐大的匠人人口、如同江海一樣的白銀涌入、道路在變得四通發達硬化路面的路，冠絕大明，浙江能夠生產大明所有的貨物，甚至包括了皮草。
在浙東運河修通后，本來被認為不會有多少船航行的浙東運河，漕船頭連著尾，鋪滿了整個浙江。
這就有了另外一個自然而然的思考：是否要犧牲小部分，即被還田的勢要豪右、鄉賢縉紳的利益，來換取整體的發展。
這里面有個難解的問題，今天可以犧牲這一小部分人，明天就可以犧牲另外一部分人，后天就輪到自己了。
大明的風力輿論，為此吵得不可開交，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誰都說服不了誰。
“天下困于兼并，還田，從來都不是什么犧牲鄉賢縉紳，而是還債！這些鄉賢縉紳、勢要豪右手中累累血債，朝廷沒有代萬民追索他們的罪責，本身就是為了天下安定！”
“要我說，就不要執行什么還田，討論什么時候還田了，而是均田！直接白沒侵占的田畝，將田土還給農戶！”大明著名自由派魁首李贄，站在太白樓，面色漲紅，舉著手奮力的說道。
李贄覺得還田這種手段，還是太溫和了。
可考慮到陛下是繼承大統，均田這種手段，也確實不太合適。
李贄和另外一名江南大儒高攀龍在辯論，二人在風力輿論場上，可謂是針尖對麥芒。
尤其是高攀龍治學矛盾說和階級論后，和在江南完全兩樣，言必稱矛盾，而且和多數意見簍子不同，高攀龍非常喜歡階級論，并且對階級論十分的推崇。
高攀龍認為階級論三卷，階級、分配、斗爭，是解決任何矛盾的不二法門，是治國之綱常，他覺得任何士大夫都應該精通矛盾說，而任何一個官員，都應該精通階級論三卷。
因為深翻和翻身引發了一輪風力輿論上的沖突，李贄和高攀龍的觀點再次形成了區別。
“天下沒有掉下來的餡餅，還田已經是朝中拿出來的最好辦法了，不制造更大的社會風波，去改變階級之間的鴻溝，你說的均田，我不贊同。”
“而且還田需要一定的經濟基礎，也就是商品經濟初步形成，脫離了這個基礎去討論還田還是均田，沒有任何益處，尤其是對百姓而言。”高攀龍坐在椅子上，他并不激動，語氣平穩。
對于是否以小部分人，即鄉賢縉紳為主的地主階級為代價，換來進一步發展，二人認為有必要的。
高攀龍和李贄最大的爭議點一共有兩個，第一個是李贄認為應該均田，而非還田，而且他認為應該立刻開始推動天下還田，而不是像現在一樣，一個府一個府的做；
高攀龍則主張事緩則圓，認為應該還田，而且要緩步進行，在不合適的地方推行不合適的政令，是在害民；
“你怎么不去貴州均田呢？”高攀龍看著面色通紅的李贄，想了想，說出了自己的觀點。
李贄嘴角抽動了下，高攀龍擅辯確實不那么好對付，李贄只好說道：“云貴川黔有很多的土司，并不適合推行還田為主的田策！那邊甚至連田制都沒有。”
“那甘肅呢？”高攀龍繼續問道。
“甘肅連個地主都沒有。”李贄沉默了下，正面回答了這個問題。
高攀龍這才站起來，對著太白樓里所有的儒生說道：“大明很大，地域廣袤無垠，天南海北，各不相同，因為自然稟賦不同，發展不均衡是完全正常的，所以要因地制宜，而不是因為浙江的成功，就急匆匆的推向天下各地。”
“我反對盲目樂觀的認為，浙江的成功，會在整個大明成功。”
高攀龍說到這里，停頓了下來，看向了李贄，等待著李贄的回答。
“你說得對，但我還是支持天下還田。”李贄抬著頭，他首先認可了高攀龍的觀點，才繼續說道：“你自然可以站在朝堂、大局的角度去考慮，我真的做過農戶，我知道，農戶已經到了極限了，他們需要探出頭來喘口氣。”
“他們埋在心底的怒火，已經積累到了一定的地步，甚至這些怒火，已經在大明的土地上開始燃燒，再不及時撲滅，就有燎原之勢了，到那個時候，再進行撲滅，為時已晚。”
“他們已經等不及了。”
高攀龍講的是道理，李贄講的是民心所向，又吵了幾句，誰都說服不了誰。
朱翊鈞坐在天字號包廂里，看著爭執不休的二人問道：“先生以為，他們兩個誰說的對？”
張居正現在空閑時間很多，皇帝要出來玩，就把他拉上，一起來聽這些聚談了。
“李贄的說法。”張居正斟酌了一番說道：“道理其實不復雜，人人都能講出一個子鼠丑牛來，可是李贄的說法，是基于現狀的考量。”
“當然高攀龍說的也沒錯，一些地方，確實不適合還田，甘肅、綏遠、云貴等地，還是欠缺了條件。”
從浙江還田經驗而言，任何政令的推行，都會存在陣痛期，經濟基礎好一點的地方，挺一挺就過去了，不好的地方，是真的挺不過去。
“聚談而已。”朱翊鈞靠在椅背上，他并不準備參考李贄或者高攀龍的意見，制定國朝政策。
確切的說，自萬歷維新之后，大明國政，不受風力輿論的裹挾，因為多數風力輿論的背后，都是人為刻意制造出來的。
還田如此，丁亥學制如此，五間大瓦房也是如此。
信這些風力輿論，還不如讀一讀矛盾說和階級論，至少矛盾不會騙人。
高攀龍眉頭緊蹙，他知道今天的這次聚談，又是不歡而散了。
李贄是圣上面前的紅人，五品經學博士，高攀龍什么都不是，他其實有意和李贄搞好關系，但李贄的說法，讓高攀龍連連搖頭說道：“少折騰百姓，比什么都強。”
高攀龍這話，也是對的。
此刻的大明朝堂，并不昏暗，朝中的大臣們，也不是只知道黨爭的人間之屑，事實上大明還田政令一直在持續的推行。
從浙江到南衙五府，再從五府到七府，并且河南山東江西湖廣等地，則普遍使用集體生產的營莊法。
看起來慢，但腳步異常的堅定，并不打算半途而廢，李贄的觀點，有點求速勝了。
習武里有句話，三分練，七分吃，剩下九十分靠睡覺。
練當然重要，但沒有足夠的肉食支撐，習武就是空耗體力，反而把身體折騰個半殘廢，窮文富武說的就是這個道理，剩下九十分靠睡覺，如果休息不好，一切都是白瞎。
到了治理國家，這句話也適用。
政令當然重要，朝廷的政令傾斜，真的可以改變局部地區的發展，比如徐州府就坐上了還田的便車，這是皇帝賞賜給劉順之保民生這種選擇的政令，包括徐州機械廠，都是恩賜。
政令是朝廷托舉，但沒有經濟基礎支持，徐州機械廠和還田令也無法執行到位，那政令就是空耗民力，不僅沒有作用，反而危害極大。
徐州府的問題就是之前四任知府有點不太做個人，一心一意迎合上意，不保民生導致的，當劉順之進行了糾錯后，徐州府本身就有成為北方機械重鎮的潛力，有煤有鐵有運河有官道驛路，現在還有了馳道。
政令、經濟基礎之外，剩下九十分，靠與民休養生息。
高攀龍這句話，少折騰百姓，比什么都強，說的就是與民休養生息。
李贄甩了甩袖子，也懶得再跟高攀龍吵鬧了，二位聚談的主講人停下了爭論，倒是一個個持有不同意見的士大夫們開始上臺表露自己的意見。
這場聚談，很快就走樣了，從討論還田，向著討論禮法上去了。
秩序一旦被打破，就回不去了，打碎了舊的儒家倫理，沒有建立起新的倫理秩序時候，才是最可怕的時候。
截止到萬歷二十二年為止，放眼世界，儒家的體系依舊是先進的、完善的、而且具有極高的可行性。
不客氣的說：它的完整性、普適性、可執行性，超過了已知的任何宗教、任何思潮、任何文化創造出的治理體系。
泰西那套神學理論對社會的貢獻，對社會的治理，在儒學面前，就像是一個剛剛學會走路的嬰兒。
儒家的理論體系，給每個人都安排好了角色，而賦予了每一個角色責任和義務，破壞這種責任和義務的人，就是違反禮教，就是人神共棄，連皇帝也不例外，伐無道，就是對皇帝失德的糾錯。
現在儒家建立的理論體系，正在隨著儒家神圣性的消亡，而逐漸發生改變。
比如，一名士大夫就表示：過去數千年以來，活的就是四個字，家國天下。
家，是軟肋是牽掛，是奮斗的原動力；國，是要承擔的社會責任，用手中的武器，趕走任何來犯之敵；而天下，則是詩和遠方，遠大理想和抱負；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包含了人們的一生。
現在隨著自由學說的興盛，一切都在被打破，首先就是責任問題，一些個勢要豪右之家，已經不再組建家庭了。
朱翊鈞聽到這里的時候，猛的坐直了身子，仔細聽了起來。
“銘毅鞋行的少東家刑彥秋，他現在都已經二十四歲了，是七個孩子的父親，但是他沒有妻子、妾室，他甚至不給那些生育子嗣的女子一個名分。”這位士大夫侃侃而談。
“我問他為何不肯成婚，他反問：為什么要成婚？我這一輩子，我自己過得舒服就是，父親讓我傳宗接代，我也做了，孩子長大了，誰強我就把家傳給他。至于這孩子是否恨我，死后是否扒我的墳，又何必在意呢？”
“我繼續追問他，為何不在意呢？他告訴我，死了就是死了，黃土一抔，何必在意。”
刑彥秋朱翊鈞當然知道，他現在腳下的鞋子，就是銘毅鞋行做的，價格不菲，朱翊鈞并不知道，這小子居然還沒成婚！
連有點懶散的張居正都精神抖擻了起來，看向了皇帝陛下，帶著濃烈的不安和焦慮。
任何一個國家都存在一個基本盤，這個基本盤是國朝存續的基石，就連大光明教最近也找到了一批自己堅實的基石。
連費利佩都有自己的梅斯塔協會，由牧羊人組成協會，這些牧羊人，成為了無敵艦隊的海軍、修建了無敵艦隊、成為了大方陣的一員。
同樣，這個基本盤，也是最方便、最容易、最簡單可以被欺壓和朘剝的人群。
他們既不似狡詐之徒無法無天，又不似有權有勢的肉食者一樣，有人為他們撐腰，每當王朝輪回，都代表著皇帝、朝廷、官衙、勢要鄉賢等等肉食者，已經把基本盤敲骨吸髓，基本盤極度萎靡時刻了。
從很早的時候，朱翊鈞就知道，堅實的基本盤、擁躉，甚至不需要全部人口的百分之一，就可以穩定維持政權的存在。
現在，自由學說，似乎在解構大明的基本盤，在否定社會身份應該承擔的責任。
之后的聚談，朱翊鈞已經無心繼續聽下去了，張居正反倒是興致勃勃，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他已經退了，這些事兒，留給陛下去頭疼就好。
相反這些士大夫們來自天南海北，他們講著各方的風土人情，讓張居正非常感興趣。
朱翊鈞回到通和宮后，下章到了松江府，詢問刑彥秋不成婚，在松江府是否是一個普遍的現象。
七天后，松江知府胡峻德，給了皇帝陛下一個好消息，一個壞消息。
好消息是這種現象并不普遍，整個松江府適齡未婚的勢豪富商巨賈之子，一共才三個，而且還有一個是剛剛喪偶，不打算續弦；
壞消息是，養外室的現象，在家產萬銀以上的家庭，十分普遍，而且和離這件事，不再被人指指點點，甚至視為正常。
這代表著陛下擔心的事情正在發生，大明堅實的家庭倫理關系與制度，正在被沖擊。
在黃金和白銀這些貨幣展現出無所不能的魔力，金錢異化和自由學說的沖擊下，舊的家庭倫理關系遭到了極其嚴重的沖擊。
而松江府地面官員給出的答案是：不做理會。
人心里都有一桿秤，自己的付出值不得值得，都會放到秤上去考量，覺得值得就去做，覺得不值得就不必去做，如果過分的干涉，反而會顯得朝廷多管閑事。
行政力量從來不是無所不能的，過分的阻止，反而會讓路變歪，朝廷能做的頂多是引導，大明的行政力量有限，具體到自由派這件事上，朝廷的主要精力，要用在防范極端自由派上，而非有限自由派上。
“那就再看看吧。”朱翊鈞朱批了松江府的奏疏，大明這艘大船在轉向，在開海的路上越走越遠，松江府作為大明開海、變法維新的橋頭堡，自然會受到各種思潮的沖擊。
就像是個大熔爐一樣，各種思潮學說，都要在這個熔爐里過一遍。
都是維新變法路上，必然要經歷的坎坷。
“臣倒是覺得，儒學仍然會最終取勝。”李佑恭常年在外，東奔西走，他甚至去過一次金山國，去的地方多了，見得多了，他覺得儒學仍然有旺盛的生命力，并且會在萬歷大思辨中，大獲全勝。
只不過那時候的儒學，就不是復古儒學士們想要的儒學了。
甚至李佑恭認為，保守派會圍繞著儒學，仍然牢牢的占據統治地位，并且儒學仍然是社會的主流思潮。
李佑恭繼續說道：“儒學最大的問題，其實和大明之前的問題一樣。”
“儒學最大的問題，就是它這套綱常，無敵于天下，沒人可以對它形成威脅，和大明在國初無敵于天下，幾無敵手的情況是相似的。”
“無敵久了，慢慢就會走進了迂腐的死胡同里，一旦儒學士們，感受到了自己的地位遭受到了威脅，就會求變。”
儒學從來不是一成不變，這套學說也會不斷的改變，來適應于當下社會，并且在博采眾長，去其糟粕后，獲得最終的勝利。
事實上，儒學正在發生改變，連商周同源，都是可以討論的內容了。
李佑恭說的話，其實就是松江府地面官員想說，卻沒說出來的話。
松江府地面給的建議是不做理會，其實真正想說的是：這股思想上的碰撞，不會傷害到皇權，想要傷害到皇權的地步，怕是幾百年也走不完。
儒學是久經考驗的封建禮教，陛下雖然掀了孔府，破了儒學的神圣性，不代表儒學已經失敗，相反，儒學在歷史上，不止一次的失敗，但每次都可以卷土重來。
儒學這股強橫的生命力，完全是因為其可執行性很強，現在儒學最重要的任務，就是適應生產力提升和生產關系改變。
朱翊鈞琢磨了一下，也點了點頭，儒學在改變，士農工商新解、商周同源、積極主動擁抱矛盾說，并且吸納矛盾說方法論，是儒學士的改變，也是儒學的改變。
當然，和儒學有點針鋒相對的階級論，就沒有這樣的待遇了。
“陛下，王司徒的身體，可能不太行了。”李佑恭見陛下處置了今天的奏疏，告訴陛下一個不太好的消息，度數旁通、勾稽天下田畝、再建衛所發軍餉實物、大明財相王國光已經有些大漸了。
李佑恭低聲說道：“陛下，王司徒今年都八十三了，喜喪。”
作為陛下的伴讀、陪練，李佑恭非常了解陛下，陛下從來不是薄涼寡恩之人，至情至性，王國光這個年紀，自古都是喜喪，但陛下依舊會感慨悲傷。
朱翊鈞久久無言，沉默了許久，才開口說道：“擺駕，去看看吧。”
他見到王國光的時候，王國光正躺在一棵柳樹下，呆呆的看著柳樹吐新芽，當他聽到陛下駕到的時候，掙扎著想站起來，但最終沒能成功，他搖頭笑著說道：“見過陛下，容臣失禮，實在是不能起身行禮了。”
“何必多禮，坐坐坐，好生修養就是。”朱翊鈞疾走了兩步，坐在了王國光面前。
“陛下到了，臣也該走了。”王國光看著陛下的模樣，才笑著說道：“大明現在真的很好很好，恨不能多看兩眼。”
朱翊鈞不喜歡離別，但他這個人間帝王，留不住歲月在人身上的刻痕。
反倒是王國光，在生死之事上，看起來比朱翊鈞要豁達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