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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六十八章 大爭之世,強則強,弱則亡

更新時間:2024-04-11  作者:吾誰與歸
朕真的不務正業 第四百六十八章 大爭之世,強則強,弱則亡
王崇古反對將投機行為納入刑名,他不是平白無故的反對,更不是站在勢要豪右的立場上,去維護那些操縱票證價格的晉商,而是基于實踐的考慮。

王崇古看著陛下的臉色,低聲說道:“陛下,這種消息,真真假假,歷來都不算罕見,三人成虎眾口鑠金,很多時候,謠言四起,也可能是些游手好閑之徒,張嘴胡說,這口口相傳,就越傳越邪乎,謠言止于智者,分辨是非、斷定真偽,就是需要投機者,去判斷這些消息的真真假假。”

投機就是投機的真真假假。

不好追查,哪怕是制定好了律法,如何來落實,也是問題。

什么是謠言,什么是故意鼓噪,如何去界定?交易行里本身就充斥著各種真真假假的消息。

在交易行里參加博弈的投機客們,不就是以為自己一定比別人聰明,能夠分得清楚真假,進而獲利嗎?

交易行是個圍城,站在外面的時候,會看的很清楚很明白,一旦入局,就會喪失理性,入局的人想要走出去,但沉沒成本讓他深陷其中,無法自拔。

如果操縱票證價格入了刑名,不僅僅是行政處罰,那誰還愿意入場?那交易行的新政就是徹底失敗的。

“陛下,以這次莊家操縱馳道票證為例,這次他們在十五天的時間里,連續操縱,才鬧到了人盡皆知的地步,如果將十五天變成三個月,而后徐徐圖之,一點點的吃進,一點點的吐出來,這就是臣擔憂的第二個問題,如何去界定正常買賣和操縱票證。”王崇古說出了自己第二個擔憂。

因為界定困難,這個罪名很容易變成籮筐罪,刑名最怕就是這種模糊定義、語焉不詳,其危害就是經辦官員不分青紅皂白,什么事兒都往這個罪名上靠,最后這個條文會因為過度執行,逐漸變成沉睡條款。

這在大明,不止發生過一次。

王崇古面色古怪的說道:“臣愚鈍,別說去綏遠修馳道,就是鍘刀放在他們脖子上,估計也是該干還的干,前段時間,大明攻伐板升,照樣有白氏通番,有的時候,身在交易行局中,面對那數不盡的蠢貨,很難忍住不下手,就像莊稼成熟了,朝廷說不能收割,百姓怎么可能忍得住呢?”

“很具體的比喻。”朱翊鈞對王崇古的話表示了贊同,他本身事農桑,看到麥子熟了,那就必須得割,天王老子來了,也攔不住的!看著麥子爛在田里,那比殺了他還難受。

王崇古的話意思也很明確,傻子太多,騙子不夠用,這得有多么強悍的意志,才能忍住不割韭菜呢?

“那刑名不行的話,王次輔以為應該如何辦才好?”朱翊鈞想要知道王崇古怎么填補這個空白,不制定規則是不可能,這是朝廷搗鼓出來的東西,朝廷一定要劃出道道來,讓人們在規則之下博弈。

王崇古言簡意賅的說道:“罰錢。”

“罰錢?”朱翊鈞眼前一亮,往前湊了湊身子說道:“仔細說話。”

王崇古頗為確切地說道:“五千兩以下,罰沒所得,并處兩倍罰金;五千至一萬兩,罰沒所得,并處三倍罰金;一萬兩以上,罰沒所得,并處五倍罰金,數額極其巨大者,酌情重罰。”

“嗯!好!王次輔擬章來看就是。”朱翊鈞最終采納了王崇古的意見。

交易行是投機之地,要在投機之地,罰沒投機所得,并且處罰金,這種行為和脫褲子放屁有什么區別,要明搶就直說,需要繞這么大一個彎兒?

其內在邏輯是反貪,其根本目的是,防止官吏和商賈勾結。

官員利用自己的職位和地位,總是能夠獲得比常人更多的消息,一旦官吏和商賈合起伙來,在交易行謀取暴利,這對其他人不公平的同時,違背了大明《憲綱事類》。

《憲綱事類》是專門用于規范官吏行為,一共九十五條,這就是以權謀私的典型,是朝廷反貪的重點。

這次交易行的波動,這個設有門檻的私人交易會,這幾個莊家,顯然有自己的信息來源,幾次精準的提前收到了消息,并且利用這些消息謀取了暴利,這個時候,就沒有什么界定的模糊了,但凡是有官員參與其中,就是操縱票證。

處罰多倍罰金,適用于民間的勢要豪右富商巨賈,《憲綱事類》適用于官吏,依照貪腐處置。

朱翊鈞和王崇古深入溝通了下關于這個處罰多倍罰金之事,在得到了滿意的答案之后,朱翊鈞讓王崇古離開了。

“王次輔,留步,留步。”陸光祖見王崇古要回刑部,急走了兩步,低聲問道:“王次輔,這件事到這里是不是算結束了?”

“怎么,大理卿難不成想要讓大司徒或者大司空離任不成?”王崇古眉頭一皺,端起了手說道:“大理卿就不要整日里和那些科道言官在一起,大明朝廷養著他們,就是讓他們挑毛病的,咱們都是做事的,和他們不是一路人。”

科道言官并不算是畸形產物,相反他們一直是大明朝廷極為重要的糾錯力量,這些科道言官是逮誰咬誰,但做事的六部,卻不能像他們那樣。

“到這里結束最好不過了。”陸光祖聽聞王崇古這么說,也是松了口氣。

“你什么意思?”王崇古看著陸光祖眉頭緊皺的問道:“大理卿的意思是,這次攻訐大司徒和大司空的風力輿論,是我掀起來的嗎?”

陸光祖問王崇古是否結束了,這本身就很奇怪,整件事和他王崇古有什么關系呢?!

陸光祖的看法,不是他個人的看法,或許是整個京堂的看法,王崇古有動機這么干,王國光是晉黨叛徒,清理門戶是第一個動機,第二個動機則是交易行規則的制定,讓規則從最開始就有利于自己。

王崇古易怒,他已經怒火攻心,但很快,他就冷靜了下來,因為他發現了一件自己過去沒有察覺的事兒,若不是陸光祖詢問,王崇古也不會去想的問題,他的根基其實已經變了。

他恍然發現,他的根基已經從過去盤大根深的晉黨,變成了官廠團造,京官還是用老眼光看人,以為他必然為了過去的恩恩怨怨,要趁機下手,折騰王國光,但王崇古自己很清楚,自己動機不足。

官廠團造,可比依托于族黨更加可靠,這一發現,讓王崇古變得欣喜若狂。

“都是些陳芝麻爛谷子的事兒,不值一提了,這次可真不是我,但已經有了處置的辦法,這些科道言官就不能再咬著不放了,所以我才說到這里就結束了。”王崇古解釋了一句,也沒管陸光祖信不信,就轉身離開,往刑部衙門去了。

在人性本惡的鴻溝里,尋找那一條善與惡的界限,是一個長期的矛盾,而且需要隨著時代的發展,不斷調整律法條例,從來沒有一成不變。

很快,王崇古就做好了《交易行條例》,補充了《憲綱事類》填補了這一塊在律法上的空白,禁止操縱,禁止官商勾連在一起,官員非要充當‘消息靈通人士’,那他會面臨罰沒所得、降職、罷免、褫奪官身功名、流放等不同規格的懲罰,多倍處罰金,則是限制民間。

在填補了空白之后,科道言官終于消停了下來。

朱翊鈞拿到了第二期的《逍遙逸聞》。

自從林輔成在太白樓舌戰群儒而不落于下風之后,松江學派算是在大明京堂站穩了腳跟!

而王謙也不再為難林輔成,很快,《逍遙逸聞》對自由的界限展開了討論,不違背公序良俗,不違背大明律,這是自由界限的第一要素,否則自由學派就成為了助紂為孽,自上而下殘忍朘剝合理的鼓吹手。

就像朱翊鈞作為皇帝,作為大明最頂級的肉食者,就支持絕對自由,那作為皇帝就可以明搶了,黃公子也可以當街殺林輔成了。

自由秩序,強調個體自由,絕不是無序的自由,而是在一定的秩序框架下進行的。

林輔成對自由的定義非常明確:不受他人意志強迫支配。

這個定義簡單明了,甚至看起來有些粗俗,但林輔成就是如此定義,因為很多時候為了讓一些定義看起來高雅,過多的注釋,反而讓定義變得混淆,所以不如簡單明了的解釋清楚。

為了更加方便直觀的理解,第二期的《逍遙逸聞》林輔成詳細的描寫了江南蓄奴之勝,有富戶蓄奴多達一兩千人,凡此類奴仆都立有賣身契,子孫累世不得脫籍。

在嘉靖二十六年,太倉錢氏,有樂伎與家丁私相授受,主家不滿,而家丁鼓噪索要賣身契,一呼千應,各自到了各自主家門上,并逼身契。

有富戶率家丁鎮壓,奴仆人多勢眾,攻破家門,舉火焚屋;有富戶捧契書還于家奴,家奴仍不肯放過,踏破門廳,強淫女眷;有縛主家者,以刀黥刑,在人臉上刻下羞辱的字跡等等。

這次太倉奴變之后,太倉便有了烏龍會,專事打家劫舍,操戈索契,最盛時,寨中有三千四百丁,煊赫一時。

這是一場很少有人知道的奴變,彼時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倭患,對于奴變之事,少有人聽聞,或者干脆混為倭患報聞朝廷。

那只有太倉這一個個例嗎?

林輔成在《逍遙逸聞》里,列舉了湖北麻城‘里仁會’、常州金壇‘削鼻班’、昆山嘉定‘大刀幫’,這些富有活力的民間社團,有索身契者數萬余人,聲勢浩大,并且逐漸在形成很有凝聚力的口號。

鏟主仆貴賤,貧富而平之。

林輔成用了長篇累牘的文章,詳細的描寫了江南奴仆的生活現狀、奴仆和主家的矛盾之激烈、斗爭之殘,對強人身依附的生產關系提出了批評。

“沒了?”朱翊鈞翻看到了最后一頁,意猶未盡的說道。

江南已經發展到了兼無可兼,并無可并的地步,反抗開始了,奴仆們用各種手段殺死了過去作威作福的主家,手段各不相同,削鼻班會把逮到的主家削掉鼻子,大刀幫把人直接剁碎,烏龍會會占據田產開倉放糧。

“這個林大師,看到了現象,找到了現象背后的問題,也說明白了原因,那么解決辦法呢?這就沒了?”朱翊鈞放下了逍遙逸聞,氣呼呼的說道。

馮保樂呵呵的說道:“用林大師自己的話說,他們哪有什么解決的辦法,要是有解決之法,還在詩社做筆正?”

作為一個筆正,耍嘴皮的大師,能做到這一步已經是林大師的極限了,傷疤挑了,至于如何治好這傷,那是朝堂的事兒,真有解決之法,那就該坐到文華殿里當明公了。

“有理。”朱翊鈞把《逍遙逸聞》遞給了馮保說道:“給先生看看。”

“是。”

其實朝廷也已經注意到了問題,王崇古的《請均田役疏》要實現的第一步,就是普查丁口,搞清楚大明到底有多少人,才方便繼續進行,而普查丁口,最重要的就是查清楚勢要豪右家里的隱丁,隱瞞的人口,其實就是大明實際存在的奴隸。

萬歷四年十二月,漕運總督吳桂芳回京,上《屯田六議》,其中第四條為:是召集流民給田,開墾無力者,官給牛種,次年還官三稔。納役原主歸認,不許告爭。

不許原主告爭,就是法律不支持也不承認賣身契,吳桂芳此條是為了屯田,那時候,這一條沒辦法實現,最終其余五條在大寧衛、全寧衛、遼東推行。

那時候大明朝廷的行政力量、軍事力量和經濟力量,并不能支持這一條的實踐,所以,大明的明公們,不是不清楚問題,而是做不到。

朱翊鈞拿起了奏疏,這是禮部尚書萬士和的奏疏,他寫好了新的《海外番國志》,這一卷寫的是蒙兀兒國,或者說印度,萬士和已經用盡了自己的努力,但是關于印度的史料,實在是太少,記錄最詳細的還是現在的蒙兀兒國。

萬士和在奏疏里討論一類商品,棉花以及棉布。

明孝宗弘治十年,葡萄牙瓦斯科·達·伽馬繞過了好望角,抵達了印度的卡利卡特港,終于直接接觸到了印度的織工,這是泰西人第一次接觸印度織工,不再需要大量的中間商。

在達·伽馬抵達印度之前,波斯商人用船只將棉花和棉布從印度運出,而后乘坐駱駝穿過大漠,將貨物交給奧斯曼人,奧斯曼人再用船,將棉花和棉布賣到泰西各地。

棉布和絲綢完全不同,棉布是大宗商品,不是絲綢這種和黃金等價的奢侈品,這種大宗商品的貿易,會直接促進海貿和繁榮。

在萬士和看來,大宗商品才有資格成為世界性商品,也唯有大宗商品才能促進海貿發展出復雜的、以大明為中心的海洋貿易網絡、只有大宗商品才能維持產業的規模、只有大宗商品才能提供足夠的財富組建軍隊,將暴力投射到世界遙遠的角落,在萬士和看來,棉花棉布,會成為世界性商品。

而大明,在棉花和棉布這個商品上,不占據商品優勢。

世界性商品,是萬士和提到的一個概念,在他看來,世界性商品需要幾個必要的條件,首先是大宗商品,其次是普遍使用,其三是便于保存和運輸,絲綢沒有這種潛力,因為它的出產有限,也不會普遍使用。

瓷器可以成為世界性的商品、棉布可以成為世界性商品,酒精也可以成為世界性商品,煙草也可以成為世界性商品,白銀也是世界性商品。

世界性商品溝通地球上所有縱橫交錯的經濟體,世界性的海洋貿易正在構建,連英格蘭都在積極探索世界貿易體系,在這個構建過程中,大明要保持自己天朝上國的地位,不至于向下滑落到深淵,就必須要掌控更多的世界性商品的商品優勢。

沒有地方種植棉花,但大明擁有更加先進的棉紡工藝,無論是橫向規模還是縱向規模,都要領先蒙兀兒國,才能保證棉布商品的絕對優勢,讓蒙兀兒國成為原料國。

而蒸汽機,就是最初的那個點燃一切的火花,它現在微不可查的閃耀著星星點點的光芒,日后必然如日中天,煌煌耀若天日。

萬士和借著海外番國志蒙兀兒國卷,上奏請陛下重視世界商品和世界海貿網絡。

整個世界的原有秩序正在逐漸消亡,整個世界也正在尋找新秩序,在新秩序塑造的過程中,有多少文明,在悄無聲息之中消亡?西班牙殖民者蠻橫的消滅了瑪雅王國,并且摧毀了一切。

中原文明沒有特殊的地方,也沒有想象的那么有韌性,在兩百年前,也滅亡了一次,景泰四年,泰西的羅馬帝國被奧斯曼帝國攻破,羅馬宣告正式滅亡,再也沒有閃電般歸來。

大爭之世,強則強,弱則亡!

這就是萬士和這個禮部尚書,站在全球視角下,上的一封政論疏,既沒有主張,也沒有什么政令,是萬士和在他的‘番夷狼面獸心,畏威而不懷德’的基礎上,對文明進程的思考。

這或許就是禮的本質——文明。

大明京師逐漸走入了深冬,煤煙引發的霾災,讓不事生產的士大夫們忍無可忍,但大明的百姓們對煤煙并沒有那么多抵觸。

一飲一啄,因果循環,享受了廉價的煤炭,自然要付出一些代價,大部分的京師百姓們,比較羨慕窯民和織工,無論是進了西山煤局,還是毛呢官廠,都算是生活有了著落,而官廠團造的學堂,是希望。

西直門煤市口的煤炭價格,在天氣變冷之后,仍然沒有改變,一斤六文。

今年的煤市口多了一種帶煙囪的火爐子,一個火爐子作價三兩銀子,可以用五到十年,若是保存的好,會用更久,而火爐子可以使用蜂窩煤,一種摻了黃土塑形、用碾碎的煤炸制作,能夠充分燃燒的燃料。

新的蜂窩煤比煤炭要便宜一些,而且即便是沒有煤局出的火爐子,自己可以在家用泥巴搪一個爐子使用。

成衣店的客人,比往年要多了許多,來自北方的皮草,來自南方的棉襖,來自永定河畔的毛呢,顏色鮮艷的衣褲,都是熱銷品,過年了,為孩子添置一件新衣服,成了一種新的風尚。

就連巴西紅木也有了自己的名字,香龍血樹,因為用巴西紅木染出來的衣服,都帶著一股香味,因為染出的衣服鮮紅而且經久不掉色,故此得名。

天下百官其實都在期盼著一出大戲,那就是大明皇帝和張居正火并!

這些懷揣著野心的家伙,盼了一年又一年,還是沒有等到,但他們始終堅信,快了!

在所有人看來,這是理所當然的,皇帝素來如此。

作為天下至尊,在年少的時候,咬著牙蟄伏起來,就是心里再恨,表面也要尊重,積蓄力量,等到長大了,擁有了足夠的力量,對敢于約束自己的張居正,那必然是雷霆報復。

比如王安石和宋神宗。

宋仁宗當政四十年,有所謂的仁宗盛治,號稱四海雍熙,治世清平,但北宋三冗之弊自仁宗起。

在宋仁宗登基第二十六年,皇祐元年,大宋的財政第一次出現了赤字,歲收11613萬余貫,支出12034萬余貫,非常支出1152萬余貫,竟然短缺近1500萬貫,國朝財政年年虧空,不斷發諸宿藏,以致百年之積,惟存空簿。

宋仁宗沒有兒子,宗室過繼的宋英宗登基,發諸路卒四萬六千七百人,營建永昭陵,下葬了宋仁宗,短短四年后,宋英宗一命嗚呼。

宋英宗的兒子宋神宗要給自己的親爹修陵寢,整個大宋朝廷,最后只拿出三十萬貫來,諸路轉運司和雇石匠四千人,草草了事。

一如隆慶皇陵只用了五十萬銀,有11萬是第二年才結清一樣,北宋也面臨著財用大虧的危機,王安石這些變法派登上了舞臺。

王安石的變法失敗,原因很多,但宋神宗隨著財用日盈,對變法不再鼎力支持,是其中的一個原因。

按照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皇帝和帝師元輔之間的戰爭一定會進行!

可惜讓人失望的是,萬歷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大明皇帝帶著王皇后、長子朱常治,再次來到了全楚會館,每月二十三日,是皇帝固定到全楚會館蹭飯的日子,很多人拿這件事作為皇帝與元輔之間關系是否融洽的標準。

大明皇帝的大駕玉輅如期而至,讓一些個野心家,非常失望!

皇長子朱常治很少出通和宮,兩歲的朱常治已經能上躥下跳了,說話也很清楚,朱翊鈞也是第一次帶著長子過來蹭飯,朱常治很喜歡熊廷弼,看著熊廷弼五大三粗的樣子,非但沒有害怕,反而很喜歡熊廷弼背上的寬闊。

“熊大最近的課業如何?”朱翊鈞問起了熊廷弼最近的學業。

張居正認真思考了一番說道:“文武兼備,之前不讓他延后考舉人,他想去參軍,臣打算讓他去綏遠。”

“綏遠?他才十三歲。”朱翊鈞驚訝的說道,哪怕熊廷弼長得再著急,他也還是個十三歲的孩子!

“不小了,陛下十五歲就在西山帶著緹騎殺賊了,李如松十四歲就跟著父親在遼東殺虜了,陛下,民間十四歲就該大婚了,比皇家要早兩年。”張居正頗為認真的說道。

“等到十六歲再去吧。”朱翊鈞連連擺手說道:“那不一樣,那是沒辦法。”

“臣遵旨。”張居正思考了一下,應了下來,熊廷弼是個可造之材,也可以讓他在身邊多學一些,再出去歷練不遲,熊廷弼的性格太直接了,需要在張居正身邊學一點圓滑。

“四川地面的清丈,今年終于有動靜了。”朱翊鈞說起了清丈還田,相比較前幾年的高速增長,大明萬歷九年的清丈還田畝數為844萬頃,這其中包括了四川的清丈,去年是792萬頃。

羅瑤受賄三十四萬銀的大案落下帷幕之后,四川的清丈終于開始步入正軌。

“今年的歲收不正常,有點太多了。”張居正也收到了戶部上奏的奏疏,大明今歲田賦折銀為1520萬銀,工商稅賦和官廠等,第一次超過了四成,高達1048萬銀。

大明田賦折銀后加上工商稅賦總計為2568萬銀。

這工商稅賦,最大的部分來自于開海的關稅,市舶司押送京師的白銀就超過了320萬銀,官廠團造貢獻了180萬銀和去年相同,其中重中之重,是皇帝領銜開海投資分紅超過了220萬銀。

相比較去年的723萬銀,增長絕對值高達325萬銀,要知道嘉靖年間,朝廷一年歲入折銀不過六百多萬銀,六個半先帝皇陵了。

“不奇怪啊,整個南洋,在冊的田畝已經超過了170萬頃,朝廷官辦種植園七十四處,民園已經高達一百二十四處,總計198處。”朱翊鈞對審計的明細看的很明白,增長的主力主要是關稅和種植園收益。

種地和收稅,果然還是當下最賺錢的兩個買賣。

“一年歲入這么多,還要發國債向民間借錢,臣真的是愧對陛下。”張居正的面色要多復雜有多復雜。

皇帝向民間借貸,這是多么有損皇帝威嚴的惡事,但朝廷確實沒錢,賺得多花的也多,光是軍事支出就超過了1200萬銀。

“明年開春,要投入一千萬銀,用于開海。”朱翊鈞說起了自己的打算,開海投資。

申時行覺得可以在一些項目上進行細分,在交易行募集資金,風險向下轉移,但朱翊鈞不打算立刻就做。

他打算加大投資。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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