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八二章 中興

方子安便是這一萬八千人中的一個。此次方子安的號舍在玉字第二十九號舍。號舍的編號乃取自千字文的順序，玉字來自于‘金生麗水，玉出昆岡。’一句。因為考生眾多，所以此次貢院增蓋改建了不少臨時的號舍，方子安所在的玉字號號舍便是年后才臨時改建的號舍。但條件幾乎沒有什么差別，一樣的低矮逼仄，一樣的潮濕陰暗。

和解試大考不同，春闈大考的內容有了較大的變化。自神宗朝宰相王安石變法之后，大宋朝廷的科舉取士的原則發生了一些不小的變化。原本王安石對科舉的變革是要將那些死記硬背的詩賦、帖經、墨義等考試內容一舉革除。而專以經義、論、策論來取士。目的其實很明顯，便是摒棄華而不實的詩文能力，代之以更能體現舉子思考和做事能力的政論性和務實性的文章來選拔人才。只可惜王安石變法失敗后被上上下下攻訐的體無完膚，罵的狗血淋頭，導致這種變革其實只堅持了數科便被廢棄。

直到金人鐵蹄踏破汴梁城頭，大宋徽欽二帝都成為金人的階下之囚，半壁江山都淪喪了之后，很多人才突然意識到當初王安石變法是多么的必要。王相公的一系列變法都是圍繞著‘富國強兵’的指導思想而進行的，當時確實出了不少的問題，但其確實是國家是有極大的好處的。如果當初能夠堅定一些，忍住當時的陣痛，也許那場災難便不會發生，那場恥辱便不會成為所有大宋君臣百姓內心中的巨大隱痛和羞恥。

可惜的是，世上沒有后悔藥，時間也不會回頭。但在朝廷南渡之后，有識之士還是希望能夠做出一些改變。在科舉之事上朝廷現在采用的是部分改變取士手段的辦法。便是在解試中依舊按照前制，保留詩賦帖經墨義等考試內容。但是一旦通過解試進入到春闈大考的階段，則取消詩賦帖經墨義等內容，代之以三場大考。第一場考經。經分大經和兼經，大經乃《易官義》《詩經》《書經》《周禮》《禮記》五經，兼經是《論語》《孟子》。第二場則考論，一般以史上之事就事論事。第三場考策。顧名思義，是要針對一些具體事件或者時事進行論述并闡述解決辦法。策字本身便含有尋求對策之意。

不得不說，這對于選拔真正的人才還是有很大作用的，當然萬事皆有變通，這些年朝廷的科舉試題不痛不癢，根本不觸及痛處，對于一些敏感之事遮遮掩掩，其實便是有些人不肯放棄固有的想法而變相的對抗和掩飾行為。

第一場和第二場的考試方子安自覺還算順利，畢竟不管大經還是兼經，以史而論的題目都不算難，方子安這三年多來也不是白白浪費的，而且肚子里的那些他人的文章也不是擺設。這種時候，方子安自然是能借鑒便借鑒，不會有任何的心理負擔，因為這可是關乎能否順利入仕的關鍵時刻。而且那些題目也老套而無新意，又是那種只談風花雪月不理世態炎涼的風格。

到了第三天，策論題下來之后卻是一個讓方子安很是驚訝的題目。題曰：世事萬物皆有興盛衰敗，潮起潮落，月盈月虧循環往復。有衰便有興，萬物如此，社稷亦然。中興之策為何？中興之道為何？如何才是真正的中興？試論之。

這是一個論中興之道的策論文章，這個題目很大，也很敏感。特別是在眼下的情形之中，能出這種題目顯然是不同尋常的。方子安想到了前兩天史凝月告訴自己的事情，此次春闈大考的主考官之一便是史浩，能成為主考官之一，不僅是說明史浩的才學德望，也說明了一件事，雙方的爭奪其實很激烈。在大考這件事上，如果主考官都是秦黨之人，則取士的標準則一定是合乎秦黨之意，那些舉子們將來也極可能會成為秦檜的門徒。主考官不僅有出題監考之權，也有閱卷取士之權，在這種事情上是絕不能放任秦黨把持的。史浩的加入定是這種斗爭獲得的成果。

而這道題雖然很籠統，但方子安幾乎可以斷定這是史浩出的題。秦檜一黨是絕對不會出這種會引發爭議的策論題的。這道題目往紙上一擺，字里行間便有一種刀光劍影的味道。因為，中興一詞其實正是大宋朝廷上下，官員百姓口中和心中常常聽到和想到的詞。

方子安一整天都沒有動筆，因為他很猶豫自己該如何切入。這種題目其實有多種角度，若打安全牌的話，可以結合如今的局面，大談皇上如何英明神武，如何將一個爛攤子變成如今的欣欣向榮的局面。國力如何強盛，朝廷班子如何給力等等。這么些事絕對不會有什么麻煩的，在這種題目設定之下也不算是跑題。而且也不能算是脫離現實，畢竟大宋如今確實是一派欣榮之相。

另一種角度則很刺激了，那便是從整個大宋的格局談論興衰，撕開溫情脈脈的表象來看到實質。那將是一種血淋淋的拿著刀子剖開肉的寫法。那其實也是這道題目的精髓和引戰的點。但這么寫后果難以預料，搞不好便會毀了這場科舉大考。

方子安斟酌到了晚上，也沒有寫一個字。明日上午巳時便是大考結束的時候，方子安必須做出抉擇。

天黑之后，春寒料峭，寒氣刺骨。左右隔壁乃至目光所及的對面的號舍里的舉子們有的已經完成了全部的考題，他們有的在哼著小曲，有的在吃喝東西，有的則已經打點好行李躺在床上睡覺等待明日的結束。但方子安卻不能睡，他才剛剛鋪開答卷，磨著墨，皺著眉思索著。

終于，他坐了下來，開始落筆了。柔軟的筆尖在紙上刷刷作響，墨跡散發著香味，也散發著鋒利的刀鋒的味道。他決定了，不能昧著良心去打安全牌，他不能那么做，否則那將是自己一輩子的污點。有些事不但要做，而且要表明立場，不搞遮遮掩掩曖昧的那一套。

“臣竊惟海內涂炭，四十余載矣。赤子嗷嗷無告，不可以不拯；國家憑陵之恥，不可以不雪；陵寢不可以不還；輿地不可以不復。此三尺童子之所共知，曩獨畏其強耳。”

“……韓信有言，“能反其道，其強易弱”。況今虜酋庸懦，政令日弛，舍戎狄鞍馬之長，而從事中州浮靡之習，君臣之間日趨怠惰。自古夷狄之強未有四五十年而無變者，稽之天時，揆之人事，當不遠矣。不于此時早為之圖，縱有他變，何以乘之。萬一虜人懲創，更立令主；不然豪杰并起，業歸他姓，則南北之患方始。又況南渡已久，中原父老日以殂謝，生長于戎，豈知有我！昔宋文帝欲取河南故地，魏太武以為“我自生發未燥即知河南是我境土，安得為南朝故地”，故文帝既得而復失之。河北諸鎮，終唐之世，以奉賊為忠義，狃于其習而時被其恩，力與上國為敵而不自知其為逆。過此以往，而不能恢復，則中原之民烏知我之為誰？縱有倍力，功未必半。以俚俗論之，父祖質產于人，子孫不能繼贖，更數十年，時事一變，皆自陳于官，認為故產，吾安得言質而復取之！則今日之事，可得而更緩乎！”

“……陛下以神武之資，憂勤側席，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固已不惑于群議矣。然猶患人心之不同，天時之未順，賢者私憂，而奸者竊笑是何也？不思所以反其道故也。誠反其道則政化行，政化行則人心同，人心同則天時順。天不遠人，人不自反耳！今宜清中書之務以立大計，重六卿之權以總大綱；任賢使能以清官曹，尊老慈幼以厚風俗；減進士以列選能之科，革任子以崇薦舉之實；多置臺諫以肅朝綱，精擇監司以清郡邑；簡法重令以澄其源，崇禮立制以齊其習；立綱目以節浮費示先務以斥虛文；嚴政條以核名實，懲吏奸以明賞罰；時簡外郡之卒以充禁旅之數，調度總司之羸以佐軍旅之儲；擇守令以滋戶口，戶口繁則財自阜；揀將佐以立軍政，軍政明而兵自強；置大帥以總邊陲，委之專而邊陲之利自興；任文武以分邊郡，付之久而邊郡之守自固；右武事以振國家之勢，來敢言以作天子之氣；精間諜以得虜人之情，據形勢以動中原之心。不出數月，紀綱自定，比及兩稔，內外自實，人心自同，天時自順。有所不往，一往而民自歸。何者？耳同聽而心同服。有所不動，一動而敵自斗。何者？形同趨而勢同利。中興之功，可蹺足而須也。”

南宋大相公 第一八二章 中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