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六百 無為和有為

讓家和國家沒了界限，對于家庭生活來說也不是什么好事。

趙惜蕊的理解也讓蘇詠霖感到寬心，并且也讓蘇詠霖下定決心，要和那些人稍稍做一次談話，在這個國家新政即將全面鋪開的時候，讓他們知道自己最該做的是什么。

培養一個精明強干的高級官員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不管是軍隊將領還是行政官員，能在他手下登上高位，無一不是經驗豐富且非常能干的種類，都是這個國家的財富。

不到萬不得已，蘇詠霖不想對他們下手，不想把好不容易培養出來的優秀高級干部送去庫頁島修房子修港口，那也是一種浪費。

只要他們還能做事，只要他們沒有犯罪，蘇詠霖不想做到最后一步。

除非他們自尋死路，自己把自己的道路給走絕了，徹底走到了民眾的對立面，那就無話可說了，必須拿下。

蘇詠霖的理想社會，是一個沒有剝削和壓迫的社會，但更是一個律法明確規規矩矩的社會，從上到下，每一個人都遵照律法辦事的社會。

這個律法并不嚴苛，更多方面的規范是在公權力的使用方面，為民生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而不過度干涉民生。

這其實非常難。

規矩不是貶義詞，規矩意味著穩定，穩定意味著民眾生計的穩定延續。

他其實很欣賞漢相曹參。

他認為蕭規曹隨這個詞其實應該偏向中性，不該在日常生活中成為帶有貶義色彩的詞語，落得和墨守成規一樣的待遇。

曹參是武將出身，打仗是行家里手，但是和平時期的建國治理就不怎么拿手了。

漢建國之后，劉邦不知道抽了什么風，讓戰功赫赫的曹參幫他的長子劉肥治理齊國，做了齊國國相。

曹參倒是沒什么委屈的，只是關于治國理政這方面他什么都不會，面對齊國的一系列爛攤子，他傻了眼。

這個時候，曹參作為專業軍人出身的專業人士的優勢就發揮出來的。

行業壁壘越高的行業內專業人士往往有一個比較好的習慣，那就是特別尊重專業人士的意見。

曹參作為優秀武將，知道隔行如隔山的道理，也知道自己在治國這方面不專業，會壞事，鬧不好還要出人命，強烈的憂患和專業意識使他高薪聘請了專業人士蓋公為他參謀治國。

被他高薪聘請的專業人士蓋公拿人錢財，與人消災，就就告訴他治理國家很簡單，只要按照國家制定的律法辦事，規規矩矩的，給老百姓提供一個安全的穩定的環境，其他的都不用管。

治理國家的要義就在于官府千萬不要好大喜功，追求政績，過多插手百姓的事物，順其自然就好了。

這種做法長期以來都被人批判，被認為是不思進取的錯誤做法。

誠然，蘇詠霖自己也承認這種做法是有問題的，但是這種處理事務的理論的真正核心并不在于什么都不做，而在于按照律法辦事。

對于弱勢群體來說，做到這一點幾乎等于天職，沒什么難度。

但是對于掌握權力的人來說，這一點恰恰是最難做到的。

而曹參做到了，他不僅自己做到了，還帶動麾下一群官吏一起做到了，他按照這種做法治理齊國，九年之后，齊國變得非常繁榮，經濟也很不錯，發展得很好。

此后，蕭何去世，惠帝劉盈遂調任治理齊國有功績的曹參到中央當相國，面對全新的挑戰，曹參上任以后的做法是讓人大跌眼鏡的。

他充分了解了一下他麾下的一群官吏，然后幾乎罷免了所有辦事效率高、口才好、有追求有抱負的能吏，提拔了一群只知道按部就班，照章辦事的老實巴交的官員，囑咐他們照章辦事，不要逾越。

這之后，他就徹底大松心，成天喝酒吃肉聽小曲，小日子過得飛起。

惠帝得知，非常生氣，趕快過來興師問罪，問曹參為什么要這樣辦事，這樣做對得起他的信任嗎云云。

這之后發生的故事，就是著名的蕭規曹隨的典故了。

曹參當然不是傻子，也不是懶漢，他只是一個非常講規矩且有專業意識的專業人士，而且政治頭腦也不錯。

且不說呂后當政時期漢中央尖銳的矛盾容不得一個有所作為的鋒芒畢露的相國，對于蕭何已經定下的被證明有效果的治國方針大略，只要執行下去，一定會使人民休養生息，國家富足。

曹參更加清楚的是，當時剛立國不久的漢國經歷秦末戰亂和劉邦討伐諸侯國的戰爭，真可謂是一地雞毛百廢待興，這種時候，如果為了個人的名利而大搞政績工程，對于漢國來說，結果將是災難性的。

曹參經過學習之后，對流官制所締造的官僚這個群體已經非常了解了。

所謂為官一任，造福一方，不管是為了自己的政績還是老百姓的生活，該做的事情都是要做的——不然還怎么靠著政績升官啊？

熬資歷？空等白頭？

不行，必須要主動出擊，有困難就要解決困難，沒有困難，創造困難也要解決困難。

自古官僚多如此。

你們沒有困難，我還怎么撈政績升遷啊？

古代朝廷也會開年會，也會開財政會議軍事會議等等，在年初就會把一年要做的事情規范好，花多少錢也會準備好，如果嚴格按照預算執行，財政絕對不會出問題。

當然這是不可能的。

正是洞悉了這一點，曹參于是抑制住了想要“揚權”、彰顯自己的權勢的個人欲望，規規矩矩不去折騰，他帶著一群按部就班老實巴交的官員按照規矩辦事，不僅沒有引來呂后的打壓，也平安的度過了自己三年的相國任期，病逝于任上。

后來，民間把成天喝酒吃肉聽小曲的曹參稱為賢相。

漢初幾代相國執政班子的行為被稱作無為而治，給漢國積蓄了強大的國力基礎。

到了漢武帝時期，為了反擊匈奴，從而變無為為有為，為了在政治上統一人心，順應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趨勢，遂對漢初幾十年這無為而治的做法予以了一定程度上的否認。

但是在蘇詠霖看來，沒有任何一種執政方式可以稱之為無為而治，真正的無為根本不可能治理國家。

所謂的無為，本質上都是王朝建立初期集合一大群能人制定好完善的律法、革除前代弊政之后照章辦事，官府官員守規矩、不搞事、與民休息，是一種較低損耗的組織形式。

和平建設時期，這種低損耗模式的優勢很明顯，只是全面戰爭時期，這種較低損耗的組織形式不能適應高烈度的全面戰爭。

想想也明白，人類社會一旦形成一個組織，哪里能存在什么所謂的無為而治呢？

民眾體感的無為而治，恰恰證明了官府執政的成功。

官府設置了一套規矩，自己也進入其中，大家一起規規矩矩照章辦事，不超脫，不亂來，不破壞規矩，時間長了，最初的有為就成了底層民眾體感上的無為。

想要辦大事，需要有為。

想要治理好一個國家，積蓄國力，并且得到民眾的認可，降低執政成本，恢復民生和因為戰亂而損失的人口，就需要“無為而治”。

雖然時代變了，斗轉星移，漢初黃老之學倡導的無為而治已經不可能適應當下的生產力狀態，強行回到過去，那就和王莽一樣，那是一場注定失敗的大型社會實驗。

但是其本質并未過時。

即每一個人都守規矩，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

想要民間守規矩，不難，想要官方守規矩，很難，因為規矩本身也是官方制定的，如何讓官方也守規矩，考驗著執政者的執政水平。

這就是無為而治的精髓。

曹參沒有劉邦的威望，沒有蕭何的天才，所以他把那些喜歡搞事情、天天想著升官發財的不穩定分子趕出自己的執政班子，換了一群老實巴交只知道照章辦事的人來幫他貫徹蕭何留下的規章制度。

官方守規矩，就意味著不折騰，意味著較少的侵害民間利益，就意味著較低的行政司法成本，就意味著社會的和諧與經濟的繁榮。

當然了，不管對于西漢也好，對于大明來說，曹參的做法都只能在一定的時期內起到正面效果，輪到變革時期，這套機制必然要變。

但問題在于，這種切換對于古代王朝來說幾乎是不可逆的。

古代朝廷一旦因為某種原因結束了這種輕徭薄賦的無為狀態之后，在需要有為去處置的大事變終結以后，就幾乎不可能再切換回來，下一次的無為而治，必然是下一個王朝。

因為一次有為變革耗盡了民力之后，官僚們就不守規矩了，不再給民眾下一次休息的機會，一直那么有為下去。

而農業時代的民力積攢的不夠快、不夠多，經不起官僚們一而再再而三的撈政績形式的“有為”，農民會加速破產，帝國也會加速走向滅亡。

事到如今，蘇詠霖已經不奢求自己建立的國家哪怕在自己死了之后都能一直維持火紅的狀態，但是他也不能允許這個國家墮落。

所以他決定為明國建立三套機制，立下三個機制下的三套規矩。

第一套機制是和平建設時期的機制，第二套機制是局部戰爭時期的機制，第三套機制是全面戰爭時期的機制。

他要在自己還活著的時候，將這三套機制制定完畢，使之成為貫徹明國上下的三套規矩，通過法律形式將這三套規矩確定下來，成為全民共識。

未來大明出了什么事情，按照三種情況來分辨，決定啟用哪一套機制就可以了。

就蘇詠霖自己所了解到的情況來看，從無為轉變成有為是一件相對容易的事情，而從有為切換回無為狀態，就相當相當的困難了。

原因很簡單。

無為狀態下，官方守規矩，不能為所欲為，民間依靠規矩，反制力量較強，官方需要更多的讓利民間，因此做官難度較大。

簡而言之，想高升想政績要名望的官兒在無為時期不會很舒服。

而在有為狀態下，因為各種需要，無為狀態下的規矩被打破，官方力量開始凍結之前的規矩，權力觸角深入到社會的方方面面，權力陡然增強，便于進行總動員。

這種情況下動員起來的人力物力財力是相當恐怖的，漢武帝以此動員整個大漢對匈奴發起了空前猛烈的戰略打擊。

然而這不是沒有代價的。

1秒：m.motan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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