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四百三十章 我朝以北方為根基,重北而輕南

庭院書房中，聽到這樣的話，施文德心中大駭，幾乎坐不穩屁股上的半張椅子。他驚駭的原因，自然不是“農桑為本、海貿為禍”的說法本身。

實際上，這些士林主流的“農本商末”論調，他早就聽說過無數遍，并且很是鄙夷。這些沿海的士紳家族，明面上“重農抑商、崇尚教化”，而背地里兼并土地、阡陌連橫，驅使海商海匪，吞海貿帶回的貨物和銀子，可從沒見一點手軟！

只是此刻，浙江布政使，浙江一省的最高大員，對他這個好不容易混到舉人的海商之后，說出這句話的分量？！把海貿直接定性為“禍亂之源”，這敲打和警告的意味？！…

“嗯？思誠，你有什么不解之處嗎？…”

“啊…學生…學生聆聽藩臺教誨，頓覺茅塞頓開！…圣人朱子曾說過…生民最重要的，是吃飽肚子…國家也同樣如此…”

施文德結結巴巴，說了幾句曾經和人爭論時，聽到的“農本”論調。而布政使王哲看了汗流浹背的施文德一眼，笑著指點道。

“思誠，朱子的集注，是我大明取士的根本，還是要好好學…朱子的原話，是‘契勘生民之本，足食為先，是以國家務農重谷’。而為政之道，在于‘農本’，在于‘安定’。”

“這其中的道理，亦是朱子的‘氣理’之學。從‘民以食為本’的人理，到‘國以農為本’的天理！對生民來說，商貿奢侈，浮華游樂，都只是末節。只要‘節欲修身’，都可以克制。唯獨‘農桑’，吃飽穿暖，是必須要滿足的。不然生民就沒有了活路，國家也會動亂…”

“所以，我等遵循圣人教化，主政一方…首要之事，就是‘勸農’！每歲二月起，巡視全省各府縣，‘延見父老，喻以課督子弟、竭力耕田’。像是這一次，我以省會杭州為起始，巡視兩月有余至今。而這開設市舶司的寧波港，就是我巡視的最后一站！…”

浙江布政使司的治所，自然是在最緊要的杭州府。右布政使司王哲的官邸，自然也在杭州。

杭嘉湖平原的農業生產，向來是整個浙省一等一的要事，也是明代浙省官場考課，最為重要的指標，是必須得抓緊督促的。而等這一圈春耕督導完成后，右布政使司王哲選擇“開口通商”的寧波港，作為巡查的最后一站，并在這里逗留良久…琢磨起來，也確實有些意味深長。

就像王哲去年剛一到任，就吩咐下人，在“開舶通倭”的寧波港安置了別院，時常過來監察。對于這位北地山西出身、曾在陜西擔任參政、在邊地防備過“北虜”的布政使來說，怕是早已遵循北地經驗，把寧波看成了浙省最大的“不穩定因素”，看成最不安定的“邊鎮”了。

“啊！是…藩臺教訓的是…朱子之學，深奧廣博，無所不包。對于其中的‘性理’、‘氣理’之道，我還得仔細鉆研…其中不解的地方，也要向藩臺這樣的博學先師，殷勤請益！…”

施文德滿臉是笑，真誠奉承著，屁股又往前挪了挪，只坐了個邊。朱熹的學問，一直是明朝開科取士的標準答案，相當于“國考”的本經。可里面真正的艱深之處，又哪里是施文德這種沒有名師點撥，沒有家學傳承的海商子弟，能夠弄懂的？

這可不是咨詢發達的后世，想要學一點科考的真東西，是難之又難的。各書院、各大家的傳承，都基于“本經”，有一套自己的“注解”闡述，也就是不同的“述朱”。

而審閱考卷的主審官只要一看文章內容，看到“述朱的理念思路”，考生的師承背景、家學淵源，就能猜出個大概來。這種“意識形態”的評判，就會成為科考錄取最主要的參考！

所以，沒有拜入名師、沒有家學淵源，單靠四書五經“本經”的普通寒門，在大明是完全不可能成為進士的。哪怕文采再高，文章寫的再好，不符合評判官的“意識形態”，那舉人也就到頂了！…

至于朱熹的“性理”、“氣理”之學，把事物分成物質的“氣”與“質”，和高于物質的客觀規律，“理”。有了這一套認知工具后，再研究解釋方方面面的問題，從而給儒學來了個“大升級”。

這“理”中最厲害的一點，就是不僅包含“客觀規律”、包含“科學不變的部分”，還又把“人的道德”融入進去，包含了“精神變化的部分”。這樣一來，“理”就無所不包，無所不至，幾乎有了宗教律令的味道，形成了一套非常完備的事物邏輯與體系！

所謂“天道與人道”的合一，從個人的“定心、誠意、修身”，到社會的“齊家、治國、平天下”，都能囊括其中。儒學的“禮法”，至此終于大成，能深入到社會的方方面面！眼下的禮法，明確了從生前到死后的所有秩序，強大至極，足以讓所有的“一神教”，都自慚形穢、無能為力了…

“嗯…朱子之學，博大精深。思誠，你若真有好學之心，那未來圣人之道的前路，或許不僅僅止步于舉人啊！…當然，我的學問，和黎公比起來，又自愧弗如了…”

聽到施文德的“勤學”表態，布政使王哲抬了抬眼皮，看了他一眼，又一次把手按在了《黎文僖公集》上。可惜，施文德心里念念不忘的，還是那一句“海貿是禍亂之源”的官方定調。

若是這樣定調，那他施家的海上生意，眼下又該怎么處理？這日進斗金的海貿，總不能真的徹底放手吧？而若是放手，他施氏是攢夠了銀子，買夠了田地，也得了個庇護的功名。哪怕沒了海貿，也能安坐一方當個大地主。

可海上養的這兩三百“水手”，又哪會乖乖散去？這些人，見多了快錢，拿慣了刀槍，又沒有家小拖累，萬一鬧出什么亂子，還不是要算在他們頭上？總不能把他們的腦袋，都“一股腦”交給官軍吧？水手掉了腦袋倒是無所謂，可官軍要是聞著味，一口咬上來，那施家還是得扒掉一層皮啊！…

想到這些兩難的決斷，施文德實在坐立難安。他舔了舔發干的嘴唇，臉上努力揚著笑，看著王哲的臉色，小心請教道。

“藩臺…學生…學生曾聽人說，南宋大興海貿，百姓富足，稅收充盈府庫，故我大明亦可效仿…啊！此等必是歪理邪說，只是世人多愚昧，該如何批駁指點，使他們幡然醒悟呢？…”

聞言，布政使王哲深深看了一眼施文德。他垂下眼瞼，沉吟片刻，淡淡開口道。

“對于宋人的評價，我大明士林中早有公論。思誠，你既然誠心請教，那我就看著你座師劉公的份上，稍稍指點你一二…”

“其一，宋之失地，貽患于邊，唯販舶之利，未能保疆衛國。其二，宋以商舶為國用，內政式微，賈人日益驕縱，政不可久。其三，宋人侈于舶來之物，習其淫奢，失中原風華…”

“而這三點中，最重要的就是第一點！宋人失地，偏安一隅，漸失北地中原！海貿最盛的南宋，更是建都臨安，完全不顧北地陷落的漢民死活！…”

“這，就是兩宋與我皇明的最大差別！兩宋先定都中原汴梁，后定都江南臨安，商貿雖然繁盛，但對于國事無補，反而日漸勢衰。而我皇明定都順天府，天子守國門。長城邊塞，遼東西北，才是我皇明經營的重中之重！”

“然而，北地貧瘠，生民多艱難，又有虜禍肆虐。我出生山西，自打記事起，年年都要備寇北虜。虜寇過處，向來人畜不留。正統十四年，瓦剌大軍南侵，英宗御駕北征，更是釀成了土木堡之變！…再后來，我任陜西布政使參政，在陜地主持備虜防務，又見到了西北的虜患…”

“北地戰事連綿，又屯駐九邊大軍，糧食難以自給。江南的錢糧布帛，是必需得輸送至邊塞的，這樣才能足糧足餉！因此，我皇明制定國策時，不僅僅只考慮江南，更要考慮大河以北，考慮陜、晉、遼的九邊，考慮帝都的北直隸！這兩京一十三省，可都是南北一體的…”

“為了平衡南北，太祖皇帝不僅規定了江南重稅，還開創出了‘開中法’…這就是要以江南的錢糧布帛，支撐北地的邊事！…”

說到這，布政使王哲眼神深邃。作為一位北地出身的進士，又在最貧窮的陜西，和最富庶的浙江先后主政。他比誰都更清楚。眼下大明的南北財富，究竟失衡到了何等的程度！可以說，浙江杭州一府產出的錢糧布帛，就要勝過陜西一省。

可自從明太宗定都順天府后，大明就是以北方邊地的經營為核心，以北直隸為“腦袋”，以遼東與甘陜為“雙臂”。而江南之地的定位，就是“糧帛”的后勤輸送地，說得不好聽點，就是個“屁股”。

這個輸送的“屁股”，就需得聽“腦袋”的話，乖乖種田織布，交出錢糧布帛。江南不應該有太多的政治權力和地位，更不能有太多的軍隊！否則，要權有權、要錢糧有錢糧、要軍隊有軍隊，那就直接培養出第二個“腦袋”來了！到了那時候，這第二個“腦袋”，還會乖乖當交錢納糧的“屁股”嗎？

若是和鄭和下西洋時一樣，大開海貿。南直隸建立千百條船、數萬人的水師，經常大規模的出海…且不說消耗的南方錢糧，對北地邊疆輸送的影響。單是帝國的經濟政治完全失衡，南重北輕，頭重腳輕…這帶來的政治架構問題，可就大了去了！難道，還要從北直隸，重新遷都回南直隸嗎？！…

當然，這些南北失衡的政治考量，士大夫們，尤其是北方士大夫們雖然心里清楚，但并不好說得那么直白。而此刻，布政使王哲語氣幽幽，一臉嚴肅地給出了論斷，不容任何置疑。

“海貿一開，江南愈加富庶，北地愈顯凋敝。而江南愈富，開中法就日漸敗壞，輸送到九邊的糧食就越來越少。長此以往，邊地必然苦等糧餉而不至，邊事會就此敗壞，甚至紛亂四起。到了那時候，北直隸又豈能安定？！…”

“這次，我巡視浙江，只見許多府縣，都把良田改稻為桑，糧食產出也愈發減少。百姓逐利，不顧國家大體，實在讓我憂慮難安！…”

“宋人以江南為根基，舍棄北地，這才大開海貿…而我朝以北方為根基，江南海貿一開，百姓奸猾逐利，倭番紛擾海上，必然遺禍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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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茲特克的永生者 一千四百三十章 我朝以北方為根基,重北而輕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