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章 九三年(廿四)

相較于這種絕望，所謂的民智不開，所謂的群氓無慧，那就像是少女的悲秋。

因為，就算五十年前，大順被“天啟”，民智大開，竟比法革更激進，大談圣西門諷刺的那些空洞的口號。

那么，那些生態崩潰區、鹽堿區、黃河泛濫區，就立刻能過上此時北卡羅來納州的農民，被英國紳士諷刺為“懶惰、晴天曬太陽、晚上喝酒、隨便種點玉米就吃不完喂狗、想吃肉隨便去河邊草地打獵、想吃果子有的是漿果”的生活嗎？

世界，是物質的。

包括那些把中國當成理想國的歐洲啟蒙者，也無法理解幾十年前大順精英階層的那種絕望。

后世有句話，叫中國用世界9的耕地，養活了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

而之前，大順的人口，實際上占到了世界的三分之一還多，現在大約是五分之二。

在劉玉搞殖民擴張之前，實際上大順這邊的耕地，還不如后世的多。但人口，可不是四分之一，而是三分之一。

而且，大順的問題真的很特殊。

比如說，松蘇可以搞貿易，所謂“男耕女織，女工本為次業，而漸成主業，不產稻米，以布易之”。

但比如說陜西、湖南、湖北、河南這些地方。你就算易，從暹羅運來大米，再運到陜西河南的，這得什么價？

不是說，商業運輸、自由貿易這些東西不對。而是說，在西歐那種海港眾多、內海眾多的地方這樣的社會存在所誕生的社會意識，去理解大順這種內陸橫跨萬里的帝國省份，是會出現偏差的。

古人說，何不食肉糜？

那么，放在幾十年前的大順，往往會產生“甘肅何不搓大黃易暹羅米”這樣的堪比“何不吃蛋糕”的笑話——即便說后世的運輸物流水平，一旦出了點問題，都可能出現菜荒，況于此時？

或者說，反過來想一下。若是交易這么容易，那么大明那些千軍萬馬過獨木橋考出來的官員，難道智商都低到這種程度，竟要把鹽放開給商人，只求能夠把糧食運往邊疆？

延續到大順，那些經歷過明末戰亂的大儒，一部分人真的是經歷了深深的絕望。

劉玉活著的時候，嘲諷過顏李學派，說他們還號稱他娘的通儒呢，還號稱要由外而內精湛六藝呢，又是要農工百藝皆可稱儒、又是六藝之中有“數”之一藝，竟然在談均田的時候，連基本的數學都不會算，純粹在那編數據。

可若仔細想想，只怕這就因為真的明白農工百藝皆可稱儒、真的懂六藝之數，只是因為太懂，所以算了之后發現絕望，只能選擇編數字以支撐他們的“均田乃天下第一仁政”的理念。

畢竟說，歷史上這個學派南傳，和被清廷鷹犬走狗追殺的門派內懂天文學的一人南逃避難有一定關系。要說這個學派在那純粹胡咧咧說農工百藝都要學為通儒，似也說不過去。懂天文學，肯定要會數學；而且就后來來看，他們學派在農學上也確實不錯。

甚至很早就有國際視野，歷史上早在1736年就寫過《憂西夷詩》，擔心西洋人先傳教、改信，然后突然發難效呂宋故事。

要說這么個學派，真不懂數學、基本的人口耕地的除法算人均土地面積，似乎也說不過去。

此時想想，只怕純粹就是因為太懂了，所以數據根本不支撐自己的想法，又想搞均田，不得已胡編數字，甚至搞一些奇葩的“下等田百五十畝，細耕三十年后為上等田，再可多分三人”之類的話。

說他們絕望，是因為一個號稱要做真君子、做通儒、通六藝的學派，在“均田乃天下第一仁政”這個問題上，既不君子、也不六藝，在那編造數據。

只能說，對一群“以苦為樂、苦極而終亡”的異端儒家學派來講，最后到編數據、做假賬、編算術的境地，那真的是絕望透頂了。

這種絕望是這樣的：

如果說，現在有人明確告訴他們，將來依靠育種、化肥、空氣固氮、雜交、轉基因等技術，能讓畝產超越千斤。他們也未必絕望。

問題是，沒有先知告訴他們，未來是這樣的。他們的認知下，算起來輪作套作兩年三熟一年兩熟等等，最多也就畝產三石，那還得是上田加水澆田。

稍微一算，不絕望是不可能的。

這種幾十年前，大順精英的絕望，是所謂“宏大敘事”的、無關個體的那種絕望。

絕望于：眼瞅著黃河南流數百年了，不斷墊高、經常決口，都知道早晚黃河要北決重選河道由北入海，這意味著有大約2.5億畝的黃淮華北耕地，可能會鹽堿化和生態崩潰，造成大面積土地退化，和一場延續幾十年的、波及數千萬人的大災——歷史上，黃淮的鹽堿化和土地退化問題，延續了可不是幾十年，而是百年。后世那篇《我的縣長父親》中的可敬的縣長，忙著治沙、改堿、抗旱、種樹，就是最終黃河北決百年之后的余波。

絕望于：怎么算，都算出來人口蹭蹭地漲，人均土地面積越來越少，早晚要到就算徹底均田都不太可能吃飽的普遍貧困。

絕望于：就算均田了，人口還是在漲，那以后怎么辦？土地終究還是越來越少。

這種絕望，是18世紀的絕望。

后世，工業革命，催生出無產階級。無產階級的革命者，著眼于工業的未來，戰天斗地，不會絕望，因為他們知道，工業化可以解決吃不上飯的問題。

而之前，一群地主中先行一步的精英，沒見過工業時代，也不可能相信畝產千斤糧，囿于時代，終究絕望。

當劉玉出現，當大順開始探索世界、抓住大航海時代的尾巴，問題其實仍舊沒有解決。

實邊，和解民倒懸，是兩件事。

實邊……人，是會自己生孩子的。

就說此時的澳洲，以“實邊”、“占領”為目的，20萬人足以，二百年后，便是自己生，也生的出上千萬人。

亦或者此時的北美，以“實邊”、“占領”問目的，100萬人足以，有皮毛商人和人參販子在阿拉巴契亞山扛著和阻礙本國移民，百年的緩沖期，一樣千萬人口。

但，解民倒懸，和這個是兩碼事。

如果要達成“百畝之田、五口之家”的農民也能過好日子的愿景，意味著，大順最好是遷民2億5000萬人。即便說算上東北、南洋、西域的分流，也得朝海外移民一個億至少。

這，和“實邊”、“占領”、“殖民為生存空間”什么的，根本并不是一個難度。

甚至說，是差了兩個數量級的難度——前提是，你得把那些中西部地區的百姓，也看成是同胞、最起碼看成是人。

商業，不生產商品，只是商品的搬運工。

商業，不會商出來糧食，更不可能商出來耕地。

貨幣，是一半等價物，而不是物品本身。

世界，是物質的。并且可以確定，這不是個五餅二魚千人飽真實存在的世界。

的確，歐洲在1800年后開始加速，法國終于在1855年消滅了最后一次饑荒。

這，僅僅是技術進步的力量？

問題是，法國3億畝耕地，1855年3000萬人口。

山東現在已經3000萬人口了，也不過9000萬畝耕地。

換句話說，提前100年，1755年，山東省1000萬人口，且沒有黃河改道之災，在無大規模災荒的情況下，會出現大范圍饑荒嗎？

3000萬人口，3億畝耕地，不饑荒，是很值得稱贊的事嗎？

反過來說，他媽的整個歐洲最好的農業條件、最好的耕地、3億畝耕地到19世紀中期、太平軍忠王都用蒸汽機輪船爆錘閻羅妖、智利硝石礦已經大規模開采了，才養了3000萬人口終于不饑荒了，很驕傲嗎？

換句話說，大順現在假設飛升到1855年，法國都辦世博會了的那一年的技術水平，按照這個比例，大順需要30億畝耕地才能保證3億人不饑荒。

別說技術這玩意兒，不是點一下按鈕就出現的，得需要積累。

就算是瞬間達成巴黎世博會時代的技術水平，也得40億畝耕地才能保證不饑荒。

問題是，大順有40億畝耕地嗎？

或者說，假如大順現在有40億畝耕地，之前那些精英們，會絕望嗎？會選擇接受劉玉的改革思路嗎？

變革，都是發生在矛盾積累太多、舊的一套實在撐不住的時候。活得好好的，誰閑著沒事干，有變革癖？

大順沒有40億畝耕地。

至于農業技術，機械運用上和巴黎世博會那年的世界第一水平肯定差距極大，但畝產……其實也就那么回事。

很多人為了編造英國的技術先進，純粹就是壞，在那篡改數據——原始統計上，人家寫的明明是1750年每英畝產小麥18蒲式耳、1850年每英畝產27蒲式耳。結果為了顯示英國的技術發達，把英畝悄悄換成了畝，結果可能是自己算了算，要是換成畝，1750年畝產1000斤小麥，有點扯犢子，于是悄悄地把18改成了8，這樣似乎好像可信一點，但到1850年仍舊保留了27，亦即畝產1500斤。

1850年都畝產1500斤小麥了，那以后人類都在干啥？170年間，人類反而倒退了？要知道，170年后2022年，河南夏糧小麥平均畝產900斤，再創大豐收、那是要連著上新聞的大事，在這編數據英國1850年小麥平均畝產1500斤？

而如果不編數據，不故意篡改，或者稍微用點腦子、哪怕稍微能分清楚麥苗和韭菜——當然，這要求其實挺高的——就很容易得出一個可怕的結論：

如果大順此時的平均畝產，達到英國第一次工業完成的1860年的平均水平，那么大順可能要餓死大約一個億的人口。

這很好算。

英國農業革命里有一個重要的改革，由三圃制，改為諾福克輪作制。

三圃制，是農業革命之前的。

第一年種小麥，第二年種豌豆，第三年休耕，第四年再種小麥。

諾福克輪作制，是農業革命之后的。

第一年種小麥，第二年種蕪菁（就高鶚瞎雞兒續的林妹妹吃的那種大頭菜，芥菜疙瘩的親戚），第三年種大麥或者小麥，第四年中驢喜豆。

也就是說，在諾福克輪作制下，小麥在1860年的平均英畝產，是1500斤，折合畝產大約是250斤——英國既不是兩年三熟，也不是一年兩熟，更不是一年三熟。

這樣算來，1860年的英國，主糧——蕪菁不是不能吃，但誰把芥菜疙瘩當主食——的年均畝產，也就125斤。

當然，可能1860年還是有點“不發達”。

那1900年，法國小麥每公頃平均畝產18HL，奇葩單位，HL是百升。按照76公斤每百升的小麥最低密度制粉標準，亦即大約換算為每公頃2736斤。

一公頃，是15畝。

換算可得，平均畝產小麥182斤。

作為左證，考慮到可能單位算錯了，另一個數據，是1910年，巴黎盆地的小麥，每公頃產24公擔，是平均畝產的大約兩倍。

這個公擔是200斤，這個很標準不用換算；而公頃公擔什么的，都是米突制，法革之后最先搞得一套公制單位，以水和地球子午線做標準的無宗教和文化沖突的單位，這個公頃也很標準。

由此換算。

24乘200再除以15約為320斤。

基本可以和前面的平均畝產182斤相互印證。

也即，1910年，一戰馬上開打了，飛機都飛天上去了，法國的小麥平均畝產，也就180來斤。

嗯……也就那么回事。

所以，如果拿數據來看，也就那么回事。

但如果把“農業革命”、“科技革命”、“第一次第二次工業革命”，抽象為一種標簽化的東西，打入思想中，那就會犯很多很多的“標簽化思維臆想”的錯誤。

一旦標簽化，就會產生諸多錯誤的想法：標簽化，然后臆想那時候歐洲馬上都要打一戰了，這畝產不得好幾百斤？

去掉標簽化，就會發現非常嚇人的東西。

簡單來說，就按照法國1910年的小麥畝產來算，就大順此時的人口、此時的耕地……

真要是搞什么諾福克四輪制、搞什么圈地運動搞畜牧業、搞什么今年種埋明年種草養牛馬……

大順要是全國就這個雞兒水平，照著一億人的人口往下減吧。

這些數據對大順意味著什么？

意味著，大順就算有“先知”，就算用硝石硫酸磷酸鹽等作氮磷鉀肥搞試驗田……

真要工業化追到1913年弗里茨·哈珀搓化肥廠的水平，或者說工業化生產的水平，那純粹就是扯犢子。

不可能。

當然，說找群工匠，搓個簡單的、不計成本的發電機什么的，那難度不大。

可說搞什么化肥廠，照著100年走吧。

當然，農業技術并不是只靠化肥，還得水利、良種、科學種植等等、等等。

但化肥肯定是關鍵一環。

意思也就是說，劉玉用硝石之類的天然“化肥”，給大順畫了個大餅。或者說，化了一個工業化就是美好未來的大餅。

但實際上，他自己都知道，工業化不是一個“先知”就能完成的。幾十年內也不可能出現。

所以，實際上也就剩下了現實里的唯一選項——移民，墾殖。

西歐的農業革命，在大順，不是革命，是倒退。至少在此時，可以百分百的確定，就是倒退。

大順這邊會種地的，若趕上運氣“好”，黃河泛濫之后留下的淤土，主糧畝產其實可以超越1910年的法國小麥平均畝產的——最簡單的，小麥和豌豆套種，加兩年三熟算平均。

也即是說，西歐式的農業革命對大順而言純粹沒卵用；而工業革命，就算追到1910年，耕地畝產也就那樣；除非憋到追平1913年的德國水平，那純粹扯王八犢子，至少三四十年內沒戲，真要追到1913年德國的水平就太嚇人了。

換句話說，若不移民墾殖，就算全面爆發了第一次工業革命，大順的糧食，還是不夠吃。

而糧食不夠吃、人口滋生的巨大“絕望”感，也就更容易理解的——換句話說，大順如果在內部，現在就算徹底完成了第一次工業革命，那么大順仍然要面臨糧食不夠吃的問題。況且，那些人“絕望”的時候，根本不知道啥叫第一次工業革命。

的確，第一次工業革命，極大地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

問題是，紡織廠能搓出來饅頭不？鋼鐵廠能搓出來大米飯不？

如果不能，那么對于大順而言，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動力，就沒那么大——我已經是棉布產量世界第一了、我已經逼到歐洲各種出行政命令玩埋汰的了，那么主動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動力到底在哪？

這個問題，劉玉的那套工商業的扭曲理論，給了大順這群人一個答桉。

這個答桉，就是劉玉跑路前，李欗和劉玉密談的那些話：

修鐵路、造輪船、搞基建。

讓糧食長腿，從海外跑到中原，讓“人均糧食擁有量”這個概念有現實意義。

讓長腿的人，從中原跑到海外，糧食不長腿、耕地不長腿，它不來就我，我便去就它。

而修鐵路、造輪船、搞基建，就是大順搞工業革命的……大義上的動力。

也即是說，大順的工業革命，如果想要得到舊時代的精英階層、至少說還能存著利民利天下的這些胸懷天下之輩的支持，能、也只能上來就照著重工業使勁兒。

因為，除了需要得到舊時代生產出的部分精英的支持，還要得到皇帝的支持。

而皇帝，不會在乎什么蒸汽機帶動的紡車的，但卻會在乎蒸汽機帶動的澆田的水車。

蒸汽機是蒸汽機。它就是個牛、馬、水排、風車。

紡紗機是紡紗機。

一袋子尿素、二斤良種，絕對比一塊手表給舊時代帶來的震撼大。

因為從上到下，腦子里最害怕的事，就是糧食問題。

引導變革的根本，終究也得把工商業藏在糧食問題當中。

那么，現在，大順這邊的糧食的問題，解決了嗎？

并沒有。

可以說，大順現在面臨的各種問題，按照劉玉的這套說法，本質上還是糧食問題。

包括說取消鈔關子口、土地是否可以交易、要不要均田，等等、等等。

于未來，那是遷民、移民、工業化，先走哪個、后走哪個的問題。

于現實……

還是老馬的那句話分配本身就是生產的產物……參與生產的一定形式決定分配的特定形式，決定參與分配的形式

生產的形式，就是封建、資本等等這種社會關系。

這些特定的形式，以生產資料占有、地租、貢賦、工資等等方式，完成分配。

取消鈔關子口、土地是否可以交易、要不要均田，等等這些，本身就是分配。

舉個例子。

湖北現在的手工紡織業，通過手工勞動，在社會生產中，通過他們的棉布，分配到了一些糧食、鹽等。

那么，現在你松蘇的機械紡織業，借助海外原材料的優勢，把湖北這些手工紡織者的分配給奪走了。

那你出錢給他們，讓他們買糧食和鹽嗎？

就大順已有的情況來看，別想了。當初劉玉改革，把貿易中心從珠江口轉移到長江口，大幾十萬船夫、腳夫、買辦、粵繡織工等等失業，選的可不是從新得利者那征稅補償，而是選了更便宜的方式——草薙。

現在大順內部爭論不休的問題，其實可以這么理解：

一部分人，想要內地的土地。有錢，花錢買唄，反正允許買賣、地契交易、允許放貸、小農容易破產，這都正常。

一部分人，則也想要土地，不想交租子，而是除了交稅之外都是自己的。朝廷不給，那就自己為自己主持公道，你李自成做得，我做不得？

一部分人，想要內地的市場。內地的市場又不是空的，既然湖北能有紡織業，顯然她們得把布賣出去才行。但你們這些人太落后啦，不如我們用印度棉紗和蒸汽機的先進，我們要代表進步消滅落后，但是補償安撫基本生存保障什么的我們是不會給的。

一部分人，則覺得這些機器嚴重傷害了他們的生存。你說我找木匠搓個織機倒是還行、攢攢錢買個鐵輪腳踏機也行，可蒸汽機和織布機我哪買得起？既買不起，那就大家一起反抗，砸了得了，誰也別想有，否則都得餓死。

等等、等等。

最后，有沒有個“折中”的方案，也即是說，國家的政治本身可以視作階級矛盾不可調和下的妥協產物，有沒有一種折中妥協的方案？

現在，大順內部這么多的階級、這么多的矛盾。

小農、佃農、地主。

手工業者、包買商、商業大資本。

雇工、工廠主。

游離在外的大的金融資本和已經成型的寡頭財閥。

這里面，誰是軟柿子？

捏誰，最容易？

捏誰，能走向未來？

這，基本就可以視作大順現在想要繼續改革要面臨的問題，也是爭論的根源。

再加上大順的土地制度的問題。

而因為大順這邊皇權依仗的真正力量，是資本、軍功貴族、實學派工商業力量、海軍、殖民地利益者。

或者說，覺得還有必要改革的人，是這群人。

那么這個問題最后也就演化成一個最簡單的選擇：

是捏死小農？

還是捏死內地的租佃地主？

選了捏死小農，就徹底放開內外限制，資本、廉價商品、商業資本放貸的，靠鐵路和火輪船一起涌入。

鎮得住這三億人的反抗即可。

選了捏死租佃地主，就得來一波瘋狂至極的大變革，不惜打東西鬩墻之戰。

舊勢力、傳統力量，會以一種前所未有的團結來反抗，保證他們生存所需的社會條件——造反將直接由讀書人引領。

不改？

李欗很清楚，他一死，大順必徹底亂套。

他想給兒孫搏一搏。

所以，召回“先知”，其實就是李欗想要借劉玉的尸骨，做出選擇：是捏死小農，還是捏死租佃地主。

選哪個都行。

因為劉玉是“先知”，不是思想家，所以他的話，矛盾之處極多、所作所為也是黑白摻雜。

比如，劉玉在松蘇當初反動透頂的政策——女子來工場做工，工資開給公婆丈夫或者父母一半，而不是派人去家里宣傳男女的平等、人身的自由、女子亦可工作養活自己什么的。

這件事，解讀的方向，那就多了。

正著說也行。

反著說也行。

是捏小農，還是捏地主這事兒上，也一樣。

都有尸骨可披。

李欗叫人萬里迢迢把劉玉的棺材運回來，就是要在棺材前說出來自己的選擇的。

新順1730 終章 九三年(廿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