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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章 九三年(十)

更新時間:2022-09-23  作者:望舒慕羲和
新順1730 終章 九三年(十)
在巴黎,劉玉的名聲,尤其是在巴黎沙龍間的名聲,相當不錯。在這里,就完全不一樣。

在歐洲的“沙龍”界,基本上,在里斯本大地震之前,當時還活著的劉玉,“先知”般狂噴了天主教廷和耶穌會,在那之后,至少在歐洲,他在巴黎的沙龍間,已經成為了啟蒙運動的“東方旗手”。

這事,在大順,就是個小事,小到不能再小的事。

但在歐洲啟蒙運動中,卻是個大事。

一方面,劉玉“先知”般地提前把耶穌會和天主教聽在地震后可能要說的話,諷刺了一番,而事實果然如此,里斯本大地震之后,耶穌會果然聲稱這是天罰。

另一方面,劉玉提前的狂噴和打預防針,為早期啟蒙運動的重要支柱——來布尼茨樂觀主義——降了降溫。

這在歐洲的啟蒙運動中非常的重要,按照歐洲的宗教浸潤人心的傳統,理性主義很容易走向極端,而極端又很容易在面臨里斯本大地震的時候懵圈:說好了,這是萬千種可能中,最不壞的那個世界被上帝選中,可里斯本的大地震血肉模湖的場景真正入眼的時候,怎么也沒法相信這就是“萬千種可能中最不壞的世界”。

那場之前所謂的“啟蒙運動加速年”之后,由里斯本大地震等問題作為導火索,最終引爆了耶穌會問題、各國與教廷關系等,導致了耶穌會被解散,這被視作啟蒙運動的一場重大勝利。

加上法國作為啟蒙運動的重要陣地,和德國的絕對理性主義啟蒙還不一樣,他們更激進,最終也更傾向于無神論。

而舍棄來布尼茨的樂觀主義——世間雖有惡,但這是一種平衡,是上帝創世時候弄了成千上萬個程序后,發現這才是BUG最少、相對來說最好的那個——對法國啟蒙運動的激進加速到反教會、反宗教、甚至最后破四大舊把圣母院改理性圣殿,是非常重要的。

啟蒙運動既然是一場偉大的運動,那么必然得有兩個條件。

一:為現狀的批判。

二:對未來的展望。

不是說別的沒有。

而是說,想要偉大,這兩條是必須的。

那么,對未來的展望,又得具備一定的世界視角。

于是,劉玉鼓吹的自由貿易、配上自然秩序論,自然可以作為對未來展望的一部分。

包括說。

67年法國發生饑荒,而重農學派認為不應該管,應該等待自然秩序的調節。

這是不是啟蒙運動?

當然是啟蒙運動的一部分。

這就好比說,伏爾泰和盧梭整天對噴,那你總不能因為他倆意見不同,就開除盧梭或者伏爾泰的啟蒙籍。

現在的大順,處在一個進可攻、退可守的狀態下。

這不是說軍事或者地緣,而是說“文化”上。

大順實學派的對外擴張派,秉持的是劉玉當初定下的“把世界的,偽裝成民族的”。

這是進攻手段。

但一樣。

大順不能接受基督教,而歐洲自然也不可能接受大順的舊時代的諸多傳統文化。

是以,這個“自然秩序”、“道法自然”,便是大順最佳的進攻手段。

首先,這玩意兒,你別管這道、自然,到底是誰創的。是上帝、耶和華、盤古,亦或者別的什么玩意兒,那都無所謂。你覺得是誰,那就是誰。關鍵是自然,而不是自然是誰創的。

其次,這玩意兒,是一種對未來的展望。而啟蒙運動中,自然包括著對未來的展望,這種展望又必須是世界范圍內的,不能說這東西在你這對,在別處就錯。

最后,劉玉在大順一戰之前,描繪了一個美好的未來:各國自由貿易,充分發揮各國的絕對優勢、比較優勢、整個人類都一起攜手蒸蒸日上。

這東西吧,在之前的大順,其實影響力沒那么大。

但在支離破碎的歐洲,影響力可比在大順這邊大多了。

人,不能虛空打靶。

在大順,具體到經濟問題上,之前噴的方向,一直延續著鹽鐵論里的幾個事:無非就是鹽到底是否該徹底放開,商賈去經營;朝廷到底有沒有必要鑄錢,為啥不把鑄錢下放給私人?

而別的事,確實沒法噴。比如說,之前大順真沒有說,讓陜西對松蘇的絲綢增加100關稅以保護陜西絲織業;也沒有說,立法要求禁止人死了,必須要穿松蘇產的棉布下葬……

是以,在大順內部,準確來說,絕對優勢和比較優勢,是本身存在的。這玩意兒本來就是黑的,你難道去噴說這玩意兒不是黑的嗎?

所以,這東西,在大順的影響力,和在歐洲,真的是完全不一樣。

再換個說法。

比如說,法革的一項偉大成就,是在繼承法上取消了摩西律,也即長子繼承。這在歐洲,是要被驚呼為驚天創世之舉的。

而在大順的民間,這玩意兒,肯定當不起“驚天創世”這樣偉大的稱贊,因為這對老百姓來說,沒啥驚奇的,反倒覺得這不該是理所當然的事嗎?

是以說,劉玉當年的一些言論,在歐洲啟蒙運動這邊,威望是很高的,很多人對于未來的希冀,至少在經濟學上,是相信自然秩序會帶來全人類的幸福的。

還有一點。

啟蒙學者,基本都是脫產的。

既不種地。

也不紡織。

他們的感受,和底層的感受,是不同的。

這幾個因素擺在這,無疑,使得劉玉在巴黎沙龍間的名聲,總的來說,還好。

當然,誰要是真敢把劉玉的靈柩拉到里昂去,那真的會被當地的紡織工人,開棺戮尸,掛在教堂上的。

而在印度。

尤其是在吉吉拉特、摩訶羅嵯這兩個最早被西方殖民者滲透、統治、交易的地區。

只能說,劉玉的名聲實在太臭。

這里不是說歐洲東印度公司就是好人、而大順就是壞人。

而是說,在這之前,歐洲的所有的東印度公司,按照后世的標準,掛個“買辦”的帽子,那是一點不冤的。

東印度公司是要花錢,在議會游說,大談白銀外流未必是壞事的。

這是大順打一戰,也即1760年之前的東西方之間的生產力差距決定的。

包括說,當初劉玉改革的時候,就明確表示過:

大順的手工業,和先發的工業資本,和東印度公司沒有不可調和的矛盾。這是大順與荷蘭合作的基礎。

而真正的矛盾,在于兩點:

其一,東西方貿易的轉運利潤,大順的商業資本想要,而東印度公司不想給。

這是不可調和的矛盾,那就只能打唄。

其二,歐洲的手工業、本國工業資本、圈地后搓羊毛的土地貴族,和大順手工業、先發工業資本之間的矛盾。

這個也是不可調和的,也只能打。

那你問英國東印度公司對《棉布禁止令》的看法,覺得他們支持嗎?他們怎么可能會支持?

但本國龐大的羊毛土地貴族、鄉紳力量,人家也是有力量的。力量強大到很多年后,都工業革命了,都有力量推出《谷物法》引起那么大的風波,一個連印度土地稅還沒收的、當時在印度被法國打的節節敗退全面戰略被動的英國東印度公司,哪能推動撤銷一系列的重商主義法桉?

再說了,反重商主義,得靠自由貿易。沒有大義,做不成事。而東印度公司本身又是重商主義的受益者,怎么可能自己反對自己有利的“規矩”?

理解了大順和歐洲的矛盾,和歐洲這些東印度公司之間的可調和與不可調和的矛盾,也就明白此時大順在印度引起了巨大反彈。

既然談矛盾。

那就好理解了。

松蘇紡織業,和吉吉拉特紡織業,有沒有矛盾?

這矛盾,是可調和的嗎?

大順,能不能像之前的歐洲東印度公司一樣,一年從吉吉拉特這買大幾百萬兩的棉布?

這和道德無關。

大順哪個商人腦子有蟲?跑蘇拉特買一堆棉布,去松蘇賣?

現在的情況,就是所謂的欲當買辦而不得。

這是無形之手。

而有形之手呢?

大順當年起義,是因為啥?

因為沒飯吃。

所以,大順會認可法國重農學派的糧價無需管控、無形之手政策嗎?

至少,在糧食上,是不會的、也是絕不可能的。

尤其是,當年的太子,在湖北搞出來“米禁”風波后,對糧食問題,大順更是相當在意。

這里面,就必須知道一個道理。

什么道理呢?

糧食啊,其實是地里長出來的!

而棉花呢,其實也是地里長出來的!

多種三五斤棉花,就意味著會少收三五十斤的糧食。

缺了糧食,就大順這物流狀況,內地地區真缺糧了,就算不考慮耗損,真運過去的時候,說不定饑民都把府衙給占了。

故而,大順這邊的政策就很明確了。

工商業是好的,要發展。

棉紡織業,是大順工商業的支柱產業,要支持。

但還要保證糧食安全。

那么怎么辦呢?

印度種棉花。

那印度種棉花,豈不是意味著印度缺糧,會導致饑荒?

那就兩回事了。

河南要是種棉花缺糧了,起義軍越過黃河,說不定就把紫禁城揚了。

那印度缺糧了,難道印度的起義軍,還能翻越喜馬拉雅山一路北上直沖京城?

至于無形之手……

只能說,在糧食問題上,法國的重農學派,剛做了個“好”榜樣:別的玩意兒就無形吧,糧食這玩意兒還是悠著點吧。

看來說,這人沒飯吃會餓死,竟然是個在東西方都準確的道理啊。

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

歷史上,印度棉紗,確確實實導致了本土的手工布產業發展,并且創下了大約6億匹的土布巔峰。

這也導致了大順現在面臨的現實:

紡織業,要分開看。

織業,只能靠外部市場,靠商業霸權和艦隊決戰,促進織業工業化。

想靠大順內部市場,直接織業工業化,那真是異想天開,根本就不懂什么叫“男耕女織”。

紡業,則大不同。

其實也很簡單:就物價來說,同樣的勞動量,是把棉花搓成紗的勞動量更“值錢”?還是把紗紡成布更“值錢”?

劫奪制下的印度原棉和印度棉紗,自然會對大順的原本經濟產生沖擊。

但是,這種沖擊,是可承受的、甚至有利的。前提是大順的海軍,能保證運輸;大順的刺刀,能保證原棉和棉紗的低價。

大量的印度棉紗進入大順本土,再飛入尋常百姓家——大順原本專業只為搓棉紗而生的勞動者,并不多。更多的,還是自己紡棉花搓線織布一條龍。

既然同樣的勞動時間,織布比紡棉花賺的更多,那么這種經濟結構的調整,自然是可以推廣的。

一方面,大順解決了“改麥為棉”這個讓朝廷一直頭疼的問題。總有人覺得老百姓傻,不知道自己種經濟作物;實際上恰恰相反,從明晚期開始,朝廷就一直頭疼老百姓自發改種經濟作物導致糧食價格波動的問題。

另一方面,這也為大順此時的危機,埋下了伏筆。

之前三十年的印度殖民,讓印度棉花和棉紗,取代了本土的棉花和棉紗——畢竟,有些事在印度能干,而在大順沒法干。劉玉只能在兩淮鹽地圈地種棉,改良棉種;而在別處,小農經濟且朝廷組織力極其低能的情況下……這么說吧,要是大順能完成全面的棉種改良,在現有土地制度的前提下,那證明大順的組織力已經不存在任何意義上的“困難”了。想修鐵路修鐵路、想移民就移民。

當然,在印度,有些事就可以干……比如組織力控制力不行,那我換個思路,變種大土地種植園不就得了?

于是,這三十年間,大順出現了一個龐大的內部市場。

這個內部市場,是對棉紗的需求。

三十年前,大順不存在這樣一個龐大的市場。因為小農經濟下,自己搓、自己紡、自己織。

三十年后,對小農副業沖擊最小的紡紗業,完成了對大順內部市場的沖擊:各地皆用印度紗。

這個市場,是如此之大。

大到,走錠精紡機一出線,大順的商業資本、工業資本,立刻明白,這玩意兒要發財!

因為這個市場,不只是先發地區那些對外貿易的織布廠需求。

更有一個超過三四億人的廣袤市場:沒錯,我機織布或許賣不出去,但是機紗,卻能從松江一路賣到甘肅!

市場是如此之大、前景是如此之好。

紡紗,當然是有利潤的。沒利潤,誰紡紗?

所以,為啥紡紗的利潤,要讓印度人拿到?為什么不直接進口印度原棉,運回來在本地機紡,且賺一筆原棉到棉紗這個過程中的剩余價值?

這個問題,還有另一重意思:

印度,在這三十年的變革中,在為大順三億多人的經濟體量,提供棉紗。換句話說,印度有多少人實際上是靠紡紗出口到大順而生存的?

大順和歷史上的英國有個很不一樣的地方。

歷史上英國的人口其實也就將將夠第一次工業革命,所以,英國可以允許印度紡紗業發展。因為勞動力就這么多,印度人紡一部分紗,這對英國是有利的。

英國要摧毀印度的棉布,但對棉紗,不一定非要摧毀。甚至允許印度當地建一些紡紗廠。

不是好心,而是因為人口不是太足,干這個就不能干那個,只能選最高端、附加值最高的產業去干。

而大順……

什么叫人口不足,以至于若是紡紗就會缺人去織布?

這個問題,大順這邊是不可能理解的。

反倒是,大順這邊欣喜若狂,他媽的,又能容納至少百十萬的無業人口了!

畢竟,紡紗不只創造了紗工這一個就業。還有機械制造、煤礦、運輸、蒸汽機、建筑材料、住房、照明、玻璃制造等等一系列的產業。

舉個可能最不起眼的例子:你都上蒸汽機加走錠精紡機了,你不二十四小時兩班倒?你都上二十四小時兩班倒了,摸黑干?那你的紡紗廠得要玻璃吧?得要照明設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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