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九六章 臨別告誡(一)

話已經說到這，反倒是李欗嘗試著旁敲側擊了一下。

但他旁敲側擊的方向，角度卻略有些刁鉆。

“之前多有傳聞，說本朝之前先定羅剎、后平西域，而后伐倭、下南洋。所為者，漕運也。”

“國力有限，必有先后。北方自先秦一來，兩千年之大患。”

“是以必先定北，而后方可南下。”

“定倭、平南，海上無患，方可改海運、廢漕運。”

“自明以來，多有人言：治黃，必先廢漕；保漕，必要禍黃。”

“及至漕運已廢，最終方知，原來國公所做之事，皆為治黃。”

“是以，多有人言在國公看來，這治黃乃是今后朝廷的頭等大事。”

“卻不知國公以為，若這治黃為頭等大事。我所言修路，是否可算得上第二等大事？”

這話，問的聽起來很是尋常。

只不過劉玉心知肚明，這話問的一點都不尋常。

他說治黃為頭等大事，問修路能不能排到僅次于治黃的地位。

這不是關鍵。

關鍵是前面那一大堆的前綴。

即為治黃所做的各種準備。

在此過程中，外部的敵人被碾碎、內部的反對派被壓制、甚至于百姓的反抗也被各種鎮壓。

就李欗說的從一開始北征羅剎開始算起的“為治黃河做的準備”中，可是把鎮壓鹽工起義、屠治淮阻礙士紳、鹽政改革強行收回鹽戶對草蕩的使用權等等一系列舉動的。

如果說這些還算可以接受，那么其實詬病最大的，還是劉玉的錫蘭木馬計。整個過程，都被視作全無仁義的“霸道”典型。

為什么當時軍力足夠，卻不直接去攻打巴達維亞，解民之倒懸？

為什么非要荷蘭人把爪哇的華人遷徙到錫蘭，死者眾多？

因為，遷民要花錢，而且死亡率頗高。

因為，錫蘭的水利設施已經崩了，荷蘭人要用錫蘭做基地，肯定要用非常殘暴的手段，逼著遷徙過去的華人挖水渠、挖運河、墾殖種大米。

最終，大順拿到了“拯救者”的身份，拿到了錫蘭從中部到南部的荷蘭運河，拿到了錫蘭沿海平原區的農田恢復，以及讓近乎30的死亡率的責任落在了荷蘭人身上，得到了幾萬對大順忠誠的“歸義軍”，以及在下南洋后巴達維亞喪失了強制中轉港地位和荷蘭東印度“首都”的地位后的基本穩定。

這和田單引誘燕國人屠殺齊國人激起仇恨、設計引誘燕國人刨齊人祖墳激發同仇敵愾，本質上區別并不大。

而這，屬于“出格”了的霸道。

其余諸如鎮壓鹽工起義什么的，這在大順的主流評價中，名聲雖不好，但也并沒有到“出格了”、“越界了”等程度的批評——這要弄清楚大順的主流意識形態，用的是王霸并用、由外而內的那一套，脫胎于明末天下將亡的對王道空談的反動，使得一些士大夫認可用一定程度的“霸道”。因此，霸道的“出格”和“越界”，才是大順這邊最“敏感”的東西。

對哪些行為敏感、對哪些行為不敏感；對哪些行為可以接受、對哪些行為不能接受。這要看具體情況和歷史因素的。

而且大順的影射史學，最愛影射的就是明末順初的那些事。

這里面牽扯到一個當初李過高一功帶著部隊從陜西繞回湖廣，結果南京一破、揚州十日、九宮山崩、剃發令出等等這些事都出了，這支從陜西繞回來的部隊就忽然迸發了戰斗力在湖廣陣斬勒克德渾開始反擊的歷史影射問題——你的部隊能從陜西頂著阿濟格，一路從榆林撤回湖廣而不散，足見有戰斗力，那你早干嘛呢？為啥非要等剃了發、屠了城、九宮山之后才出現，發力反擊拿了大義？再一個后來批懷慶反擊戰，說暴露了大順軍力量猶存的事實，導致南下的多鐸回援，批判說把東虜的主力都吸引回來了，導致局面難看差點亡天下，那你這批判是什么意思？多鐸可是后來屠了揚州的，難道你批判懷慶反擊戰，意思是說多鐸應該早點去屠揚州的百姓、破金陵、早點逼著南明去日本借兵、去皈依天主你好拿大義？

伴隨著這幾年情況越發明晰，下南洋已是過去，過去的事也已經過去成為了“史”，劉玉在大順主流的評價體系下，可能名聲最差的一件事，就是錫蘭木馬計前后的一系列操作。

李欗上來就說了劉玉治黃河的思路，那么錫蘭這事算不算是大順治黃河的條件？

顯然，是的。

治黃，必廢漕。廢漕，必要確保從對馬海峽到南洋，沒有潛在的海軍威脅，出錫蘭顯然是廢漕的前置條件，而廢漕又是治黃的前置條件。

日本出過倭寇的前科、天主教有顛覆呂宋賴在澳門的前科、新教有劫中國船扶植海盜阻斷貿易的前科，這幾個前科，確定了大順要廢漕改海，必要先把確保這幾個有前科的，再無直接威脅南方米走黑水洋到渤海的能力。

李欗在這里不是在談黃河問題，而是在談修路問題。

只是把修路問題和黃河問題，做了一個抽象的比較。

簡單來說，治黃河，需要一系列的前置。

即便說這些前置問題都解決了，真正要修的時候，還要面臨征地、遷徙、組織、后勤、糧食、補償、北美金銀礦泡沫集資等等問題。

哪一條，都不那么簡單，做起來都非常難。

那么，修路簡單嗎？

首先，是修，還是不修的問題。

這幾年，實學派其實已經隱隱和傳統科舉士紳派，有點分庭抗禮的意思了。實學派本身，已經成為一支不可忽視的“讀書人”群體。

既然是讀書人，那么就不只是識幾個字那么簡單。他們是有自己的粗陋的政治理念，或者說實非判斷的。

比如說，黃河問題。

這個問題上，倒是看不出什么。

畢竟，實學派和傳統科舉派，對修黃河、治黃這件事上，是沒有分歧的。

傳統派對于治河也是支持的，實學派對于治河也是支持的，這一點母庸置疑。

而修路問題，則有些不一樣。

修，還是不修？

修路，是不是僅次于治黃、黃河河道問題后的頭等大事？

這件事的優先級，是不是其實比別的事都要大得多？是不是今后二三十年，大順朝廷的施政重點，就是解決這幾條基建鐵路運河的問題？

這，就和治黃河不同了。

自從劉玉扛起來黃河河道最折磨人的前期安置、遷徙、征地、解決山東鹽場、大小清河河道重整等問題后，治黃這件事本身已經沒有“治”還是“不治”的分歧。

最多，也就是類似趙翼給劉玉提的意見：是一條河道？還是南北兩條河道都保留，北邊走水南邊挖沙、南邊走水北邊挖沙、各來五十年的這種區別。

也即是說，大順內部，都認為，黃河的事，到這一步，就是今后幾年、甚至十年的第一要務。

一切要以這件事為中心。

唯有如此，很多問題才能解決，才能舉國之力來把這件事給辦成。

但，修鐵路、搞基建、甚至修運河，這就不同。

并不是說，所有人都認為，這將是日后朝廷的重點施政方向。要類比于當初大順開國之初北伐遼東的態度，將國家的重點全都放在這方面。

故而，修，還是不修，這首先就是個問題。

修有修的理由。

不修有不修的理由。

李欗認為要修，所以希望劉玉給放個話。

這是一方面。

其次，劉玉本身在實學派這批人中是有極大影響力的，實學派是否可以認為修路是今后除了修黃河之外最大的事——這里，暫時并不考慮激進派和復古派的“均田乃天下第一仁政”這種必然會“革命”的思路，而是繼續在保守派的“改良”的基礎上考慮。不是說均田不好、不對，而是說，均田為天下第一仁政這種事，和李欗八字不合。簡單說，他可以政變、可以兵變、可以靖難、可以宣武門、可以京城雪，但他肯定不可能十八騎潛伏商洛山中轉戰萬里均田免糧天翻地覆。

是以，李欗問這話，意思就是在問劉玉：你覺得，假如說，有一天在修還是不修的問題上出現了分歧，那么你覺得，實學派會跟我走嗎？

修，還是不修，這是首要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則更復雜。

假設解決了修還是不修的問題，那么，怎么修，就有說法了。

這里不談什么征地、什么鋼鐵廠、什么開礦、什么挖煤、什么配套輔助產業之類的問題。

只說個最簡單的。

修路，得要錢。

錢，怎么來？

誰出錢？

修出來的路，歸誰？

誰的收益？

如果歸朝廷，錢從哪來？

如果不貴朝廷，收益怎么分配？

看起來，好像這是小事。

但實際上，這不是小事。

因為，得先清楚，在劉玉折騰下南洋等一系列動作之前，大順的歲入，都快要被沒有印度、北美不交稅的英國趕上了。

就算不刨除掉養兵、賑災、維穩、皇室、官員俸祿等等支出，大順朝廷的財政收入，也就二三千萬兩出頭，大順朝廷，其實窮的一批。

錢從哪來、誰出錢，對大順朝廷來說，就是個不可忽視的大之又大的事。

而既然是大事，那么只要修，多半是要出大事的。

出事，才有可能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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