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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四九章 皇帝眼里的改革

更新時間:2022-01-14  作者:望舒慕羲和
新順1730 第七四九章 皇帝眼里的改革
別看皇帝嘴上說什么勿要諱疾忌醫,但實際上,在廢棄運河、漕運轉海之前,黃河問題確實就是個忌諱。

很多人都知道,洪澤湖沖沙的玩法遲早要炸、也知道黃河越來越高早晚要出大事。

但是,沒有人敢去真正解決這個問題。

在大順被劉鈺主持軍改、燧發槍配刺刀加野戰炮兵之前,北方威脅始終存在。這種存在,迫使大順只能選在在北京定都。

北方是政治中心加軍事重心,南方做經濟中心。依靠漕運、運河來維系帝國運轉;依靠兩淮鹽政,作朝廷重要的緊急財源。

在這個體系之下,很多問題是無解的。

治河必先廢漕,喊了多少年,在大順下南洋徹底擊潰西洋艦隊之前,有前朝的臺灣事件、有大順東伐日本的海上戰略調動為鑒,喊再多也不敢動。

解決了海運問題后,黃河問題才真的敢拿出來討論,或者說有了所謂的“勿要諱疾忌醫”的資格。

在這之前,所有人都只能裝傻,一廂情愿地相信黃河不會出大事。

劉鈺算是把這個膿瘡挑開了,但管殺不管埋,就明確表示,別考慮徹底根治黃河了,就大順這點能力和此時的生產力水平,準備救災就得了。

在皇帝看來,大順和大明在一些根本問題上已經不一樣了。

大明存在的某種純粹政權意義,是整合南北方的力量,防備北方農耕線以北的夷狄入侵。

大順存在的純粹政權意義,在北方問題解決之后,其實就是加強集權和財政收入,利用國家的調控能力,通過各種方式減緩內部矛盾,延續統治。

相對于賑災這種“保守治療且等死”;變革和擴張移民是“積極治療且等死”。

這種意義上的轉變,就使得皇帝在某種程度上,必須接受一些改革。

很多事情,劉鈺一直在忽悠皇帝,忽悠皇帝這么做是為了皇帝。

皇帝當然不是傻子,但他仍然支持,就因為他真的看到了好處。

很多事情,就如康不怠說劉鈺不是大順人一樣,同樣的事,在劉鈺和皇帝眼里,是截然不同的結論。

比如。

之前的銅錢鑄幣廠叫歇事件、蘇州織工罷業、松江府踹工歇業、廣州府石匠鞋匠組織“西家行會”對抗東家等等。

在劉鈺看來,就是這證明……萌芽……發展……局限性……巴拉巴拉巴拉。

在皇帝看來,那就大不一樣。

皇帝仔細研究了這些類似事件,得出了三個結論。

其一:這些工匠們是軟弱的,這些憑借一技之長吃飯的人搞罷業,非常容易擺平,他們非常傾向于獻祭領頭的,而且他們是支持朝廷穩定的因為他們本身就是朝廷穩定的得益者。

其二:這些工匠們只有經濟訴求,他們沒有提出過任何一種能夠威脅大順的口號。反觀明末時候,真正有威脅的,是提出了明確政治上訴求和粗略綱領的那群人。

包括且不限于均田免糧、均平天下、鏟平不公、減租永佃等等。其主力,是失地小農、和各種礦工礦奴等等。

其三:這些工匠們更傾向于相信朝廷的清官,而更恐懼和害怕那些工場主和東家,并且視他們為壞人。而工場主則因為打不過他們,也更需要朝廷的保護。同時也因為大順農村的極端貧困,不管是工匠還是工場主,都對自己現在的穩定生活基本滿意。

由此,皇帝得出了一個結論:即,他這個皇權,可以用一種超然的姿態,凌駕于工匠和工場主之上。在必要的時候,站工匠;在必要的時候,站工場主。

這種脆弱的、軟弱的、憑借一技之長吃飯的人,是成不得事的。并且他們是非常支持朝廷穩定的,絕大多數時候只需要讓工場主多發兩個錢、過年割點肉送點酒就能解決的。

此輩,不足為慮也。

所以,皇帝支持蘇南工商業的發展,因為工商業的發展,處在工廠制之前的變革階段期,真正能迸發力量的東西皇帝還沒看到。

相反,皇帝看到了這些人可以提供足夠的賦稅、海關收入、貿易收入。

皇帝可以通過這些財政金銀,遏制真正的有危險的東西。

再比如。

廢漕運、改海運、修淮河、變鹽業等一系列事件鏈。

在劉鈺的視角下,是以蘇北蘇中為原材料產地、蘇南為工業基地、南洋西洋為市場,催生新時代所必須的新階級。

但在皇帝的視角下,又大不一樣。

在整個事件鏈里,皇帝看到的是如下問題。

便是,從明朝中期開始的白銀貨幣化已經不可逆轉,但是,錢和物資并不是一回事。

朝廷的統治,靠的是手里掌握的物資,如糧食、鹽、武器等等。

錢在穩定的時候,可以等同于物資。

但白銀貨幣化,導致朝廷收稅收白銀,手里能調控的資源并不多。朝廷手里只有點糧食,但糧食也不多,而且一點鹽都沒有。

在白銀貨幣化已經不可逆轉的前提下,朝廷的首要任務,是確保白銀能夠在想花的時候,快速且大宗地花出去,立刻換取朝廷急需的各種實物。

即,大順現在的首要任務,是打通“錢——物資”的快速轉換。不能重蹈大明的覆轍,有錢有時候也買不到急需的東西。

也就是說,大順必須保證市面上,存在足夠的流通的現貨,且是大宗的。

在必要的時候,朝廷用錢能確保立刻買到這些大宗的現貨。

這些流通的現貨必須是流通的,但又不會對內部造成巨大沖擊的。

那么,這就需要一個蓄水池。

這個蓄水池,就是日本、朝鮮、南洋,以及一些再加工產品。

必要的時候,朝廷可以把通往那些蓄水池的水管,換個地方即可。

比如,劉鈺在淮河事件上的操作。

本質就是動用了白銀,買走了遼東、蝦夷、南洋等地市場化的、非小農的大型種植園和農場的粗糧,很多粗糧是用來釀酒賣的,所以有充足的現貨。

并且,如果一旦本國缺糧,大順的海軍可以迅速動員,以日本和南洋市場為主的蝦夷農場、南洋稻米種植園的糧食,快速運回國內。至于日本和南洋缺糧,反正影響不到皇帝的統治。

大順解決了“白銀和物資”快速轉換的問題,極大地提高了皇權的力量,加強了統治。

如果不想退回前朝前期的“實物稅”,那么怎么保證錢能買到東西就是大順統治下去的精髓。

要么,退回白銀貨幣化之前的收實物稅,加大百姓徭役、運輸、損耗。

確保朝廷手里始終有糧食、有鹽、有布匹。

要么,認定無法往回退,那就確保大宗物資能買到。

確保朝廷手里有錢、有海軍,就等于朝廷手里有糧食、有鹽、有布匹。

從劉鈺躍上大順的決策層開始,實際上大順皇帝李淦,花了二十年時間,搞明白了一件事。

而這件事,用一句話就能概括。

皇帝花了二十年時間,弄明白了:哦,原來錢不是財富啊,糧食大米食鹽鐵器耕牛布匹才是財富啊。

看上去,好像挺搞笑的,皇帝花了二十年時間,就琢磨出來個這?

但實際上,這并不好笑。

中華帝國從大明成化二十三年,丘浚上疏認為使用白銀等于國家放棄鑄幣權、等同于把鑄幣權讓給商人;再到隆慶元年正式白銀貨幣化和稅收白銀化;再到大順主動海外貿易白銀涌入……摸索了整整二百年時間,終于想明白了和之前征收實物稅的時代截然不同了。

也終于回過味兒來了。

而等著皇帝回過來味兒之后,再回頭看看這些年改革的方向,皇帝終于融會貫通,用他自己的理解、或者說他自認為是有效的一套邏輯,來理解這一切的改革。

比如鹽場改革。

皇帝支持的原因,就是因為大鹽場方便管理,并且在需要的時候,只需要一小隊士兵、三五個獄吏,就能完全接管這些大鹽場,保證鹽的生產。

或者說,保證朝廷手里有鹽。

而淮南鹽的小生產者模式……同樣是100萬石的產量,是控制一個大鹽場容易?還是控制七八萬小生產者的鹽戶容易?

再比如那些在蝦夷、東北、南洋辦農場種植園的。

如果朝廷急需100萬石糧食的時候,是從這些大農場大種植園搞比較容易?還是從100萬小農手里征收100萬石糧食容易?

皇帝盤算了一下,如今他手里握著的、算作必要時候朝廷能夠掌控的力量,比起二十年前可多太多了。

他手里,多出來一個可以一次性賴賬不還的銀行,里面存著上千萬兩的白銀,必要的時候直接搶。雖然這么玩只能用一次,但或許足夠救命、翻盤。

多出來兩個商品糧基地,必要的時候直接強制征調,保證大順遇到大規模災荒,可以迅速征集糧食——可以用錢,如果沒錢,那就直接用槍。

多出來一個扶植起來的財閥模式的運輸公司,必要的時候直接強制征調,保證錢能買到物資、物資能運到地方。

現在,就差一個產鹽基地了。這個產鹽基地必須是密集的、集中的、人少的、方便接管的。必要的時候,必須能保證每年兩三億斤的產量。

在一切平穩、一切順利的時候,朝廷只要有錢就夠了。

然而一旦出事,錢不管用、或者沒有錢可用的時候,他可以讓艦炮、大炮、火槍去把這些東西控制起來。

皇帝這二十年,總結出來兩個道理。

第一個:大順的十億畝土地,是士紳的,皇帝無力動員這十億畝土地的力量。而大型鹽場、大農場,可以是皇帝的,皇帝只需要一支軍隊就能控制、并且轉化為皇權的力量。

控制一個用蒸汽機的大型曬鹽場,和控制10萬鹽戶小農,對皇權而言意義一樣,但成本大不一樣。

第二個:真到亂世,比如明末給大順的教訓。錢,不如糧食、鹽、鐵、布管用。

朝廷在放棄了實物稅、又放棄了基層控制力、又放棄了均田制后。已經不能按照實物稅時代的經驗,去治理了。

至于皇帝和林敏講的這些理由,冠冕堂皇罷了。

皇帝只是單純的壓根不在乎,淮南產業結構改變導致的、揚州府等地數以十萬計的和鹽產業有關的人失業而已。

但又不好直接說,遂用“大義”、“大利”這樣的理由;用未雨綢繆這樣的道理,暗示林敏:揚州淮安的衰敗,是為了“防患于未然”的必要代價。

要么,你把黃河問題解決了;要么,你把江蘇問題解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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