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五七章 王朝的最后一次成功改革(七)

皇帝做事的出發點，和甲申年改變的禁宮正殿匾額四個字里最后那個“民”字，其實并無太大關系。

只是，一個合格的皇帝，是必然清楚傾向小農就是維系皇權穩定這個道理的。自耕農才是皇權的支柱，而士大夫并不是，在關鍵時刻能夠保衛皇權的，還得靠自耕農。

佃農靠不住、商人靠不住、士紳靠不住、雇工更靠不住。

淮南的這場血腥屠戮，在劉鈺說出他會準備劣質米和玉米地瓜土豆高粱的時候，就已經注定了。

皇帝想不想改革？知不知道士大夫的免雜役政策、免地方攤派政策是在侵吞皇權、侵吞朝廷對國家的控制？

非常想，也知道。但不敢動。劉鈺在蘇南搞改革，效果顯著，尤其是畝稅改革，但皇帝也知道蘇南情況特殊，而且那是劉鈺在動了他們的利益之后，又給了個可以投資的甜棗。

如今淮南蘇北的這場變相的土地改革，也算是為皇帝找到了一條“斜徑”，雖不可復刻，但效果卻可以達成最想要的結果。

踱步幾圈后，皇帝又看了一眼地圖上向南急轉彎的黃河，目光在淮南看了幾圈，逐漸下移。

從阜寧、鹽城，淮安，已到了揚州府、鎮江府，又漸漸向東，移向了常州府、南通府、蘇州府……

伴隨著漕運改革，鎮江府的駐軍也可以裁撤或者調換了。

漕運時代，鎮江府要是被人打下來，距離中央集權崩潰也就不遠了。

而現在，鎮江府的地位伴隨著漕運改革，至少不再是一旦有變天下震動的程度了。

松江府作為海運起點，又是溝通日本、南洋的中轉站，地位日高。

然而松江府和鎮江又不同。

鎮江府只是運河的起點，守住鎮江，若是因外敵，或敵從東南來，運河仍能通暢。

但松江府不是走運河的，而是走大海的。

守住松江府，制海權沒了，也是卵用沒有。

當然這也不全是壞處。

好處也有。

外敵不想，考慮內患。

比如農民起義，可能切斷運河；比如地方造反，可能切斷運河。

但是，不管是農民起義，還是地方造反，都不可能變出來一支海軍。

就算他們變出來一支海軍，可也變出來一群能夠海戰的軍官。

海軍是技術兵種，至少相對于陸軍來說是的。

只要他們變不出來海軍，也就意味著朝廷不會因為財政崩潰。

錢袋子、米袋子在手里，總就能鎮壓下去。

朝廷的戰略，也就不需要考慮什么保運河、保漕運、保這個、保那個，被人牽著鼻子走，很容易來一場“攻其所必救”的計略——這對當年玩過攻打藩王調動敵軍的大順來說，是開國史，記得清楚。

好的也有，壞的也有，皇帝自也明白和以往多有不同了。

如今這個李家從高一功手里接下的帝國，走到了這一步，已經到了不得不繼續發展海軍、繼續擴張保證足夠安全的南洋緩沖區的地步了。

伴隨著南洋成為產米基地，某種程度上講，馬六甲已經接替了鎮江府的地位。

到了這一步，其實已經無路可退了——運河一旦被廢，真要海上出了事，那運河可不是三年兩年能修好的。

運河被廢，是破釜沉舟的舉動，沒有回頭路了。

海軍不行，連夜修運河，哪怕有的是銀子，那也得修幾年，到時候怎么樣呢？

科學院倒是搞出一些鐵軌車，但那玩意兒皇帝去看了，也就還只是個玩物，要到真正變成“不需要水的大運河”，皇帝懷疑自己都未必能夠看到那一天。

一旦走向大海，便退無可退。

帝國在慢慢滑向一條之前的二十余史無史可鑒的路上。

一時間，皇帝很是理解了劉鈺為什么對錢銀兌換那么緊張的原因，那種不知未來的莫名恐懼、無法預測、無法用過去的經驗或者推理的理性去推斷的事物，總是叫人慌的。

溫水煮青蛙一樣的變化，又伴隨著必須重視海軍，引發了更多的新問題。

海軍，就需要一群新學軍官。讀十三經的當不了海軍，經緯度都算不明白，怎么當海軍軍官？

哪怕皇帝已經意識到了，許多地方的新學學生，可能會成為一個大問題——他們無法科舉，但他們還有學問——可現在帝國已經被逼到不得不重視海軍和貿易這一步了，又不可能取締新學，只能任其“泛濫”。

的確不能科舉，那會天下震動。

然而也得給這些人找些事做。

可是干什么呢？

皇帝的目光又重新挪向了蘇北淮南地區，也就是劉鈺準備殺許多人的地方。

一旦靠這種引蛇出洞的手段，將當地劣紳屠戮干凈，朝廷是不是可以學一下秦時制度，選拔新學學生，讓他們作為小吏，填補鄉紳被屠戮一空的淮南蘇北？

一來一旦新淮河修好，必須要有人承擔原本鄉紳的位置——修黃河，國家出錢，那維護當地的水渠呢？肯定需要有人來組織。

二來新學學生里，一流的進科學院，次一等的入海軍，再次一等的做商貿職員，可這些仍舊無法給優秀的人才上升空間。南洋是一個方向，淮南亦可為一個容納的水池。

三就是收稅問題了。

十稅一甚至八稅一，在土地分給小農、取締了那些地方攤派之后，百姓依舊是負擔的起的。朝廷也需要一個高效的稅收體制，來維系運轉。

靠收上來的稅，給那些新學學生做薪水，朝廷依舊還是賺的。

除了這三點之外，還有另一個不得不考慮的問題。

統治深入到縣以下，也就意味著要管很多的事。

統治統治，只管收稅，那不叫統治。

這不是皇帝愛民如子，而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

高利貸也是貸，最起碼是貸。

一方面，把鄉紳一掃而空。

另一方面，朝廷若又不完全承擔起鄉紳在鄉間的一些身份，鄉村很快就會混亂。

最簡單的例子，荒年放貸。

小農是很脆弱的，萬一哪年有災、萬一哪年有水、萬一哪年失火了房子燒了……

甚至萬一爹媽死了，總得買個棺材、吹個響器吧？這不都需要急錢。

既是準備用毒計將淮南劣紳一掃而空，最簡單的鄉紳所承擔的放貸的身份，朝廷要不要承擔？

承擔，那就是青苗法。

青苗法，前前前朝的例子擺在那，問題多多。商人、鄉紳，可以讓還不起貸的賣媳婦、賣女兒，朝廷能這么干？

不放青苗貸，小農如此之脆弱，萬一出點什么災情，鄉紳又被一掃而空，這些百姓又該怎么辦？

小農積累的那點東西，也就夠每年吃的。稍微遇到點災情，就扛不住。鄉紳固然可惡，但鄉紳也確實承擔了一些朝廷管不到的地方。

某種程度上說，如今天朝已經不知道該怎么直接統治百姓了，只能選擇間接統治，用鄉紳做代理人——很類似于英國計劃在爪哇搞的殖民統治，由鄉紳作為小農和政府之間的中間人。

皇帝、皇族、勛貴，類像是一群殖民者，靠著軍隊的暴力，維系和士紳階層的和平。士紳作為殖民者的中間人，負責管轄廣大的農村。

誰來當這個皇帝都行，只要保持原來的規矩即可。

官方放貸、調節、平糶、打壓豪強強制賣地、民間賑災、小災下的救濟……這些手段，現在全都扔了，也根本撿不起了。

這些百姓生活息息相關的方方面面，朝廷又不管，自然而然就會有人填補這個空缺。

看似朝廷賺了，不用承擔太多的麻煩事。

實則就造就了朝廷現在一年只能收個兩三千萬兩白銀，折合一下白銀通脹下的購買力，有沒有明朝前期的實物稅多都難說。

對比一下可以執行圈地法案、可以保證授權壟斷、可以征收各種間接稅直接稅的英國；對比一下能搞統制經濟、能官方把對外貿易和殖民管的死死的法國；再對比一下只管戰爭、治水，其余在經濟方面幾乎毫無控制力、土地完全自由買賣、官方甚至管不到法定鑄幣銅錢和白銀的兌換率全憑市場決定——哪個才像是傳說中“完美”的“守夜人政府”？

重農學派拿中國說事，不是沒原因的。

英國可沒說混到便士、先令和英鎊的兌換，全憑市場決定。

哪怕是整天被劉鈺嘲笑的荷蘭，也沒混到發行的銅幣和荷蘭盾的兌換，不走幣值，而走自由市場兌換吧？

當然，劉鈺的評價是朝廷無能，廢物，而不是他們主觀上想這么做。

和大順的“貿易順差”類似，亦或者和前朝末期的“思想解錮”類似。

不是朝廷做了什么，而是無能到根本不會做什么，不知道該怎么做，甚至就算知道也做不了什么。

雖然劉鈺對大順朝廷“無能、廢物”的想法，一直憋在心里，并未說出來。

但皇帝這些年接觸了外面的世界后，自己內心也是有類似想法的。尤其是知道了英國的稅收國庫歲入，知道了英國的土地稅和亂七八糟的各種稅能收成什么樣后，這種想法也多多少少有所萌生。

相對來說，其實無能的程度沒有數據對比的那么嚴重。

只看白銀不對，還得算上兩邊糧食、布匹等西歐物價革命導致的將近三倍的差異。雖然都是白銀，但大順的20兩，和倫敦的20兩，真不是一回事。大順的種種奇葩政策，雖然制定政策的時候根本沒意識，但客觀上也確確實實延緩了美洲白銀帶來的世界性的物價革命。

不過，皇帝哪懂這個，看到國庫白銀收入數據對比，自然膽戰心驚目瞪口呆若有所思。

既是這般，皇帝就想著在淮南蘇北、蘇南地區，嘗試種種集權改革。蘇南走的是干涉模式、蘇北則要走上下直轄模式。

既要這么搞，那么除了要收稅，就不得不把鄉紳原本承擔的一些事，承擔起來。

所以青苗貸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總得有人放貸，以度災年，以備不時之需。

只是，前前前朝的失敗陰影，讓皇帝內心很是猶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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