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五章 眾正盈朝群魔舞

事實證明，解決不了問題就先解決人的做法只能暫時轉移一些尖銳的社會矛盾，卻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客觀存在的社會問題。

大宋王朝也沒有因為奸臣盡皆伏誅眾正盈朝而走向中興，反而因為沒有了這些大奸臣供“眾正”同仇敵愾，導致朝堂上變得更加熱鬧。

當然，真正的王朝精英不會這么膚淺，他們還是能看到這些問題，并嘗試去解決它。

實際上，早在下詔流放蔡京、誅殺童貫等人前，大宋朝廷就已經在著手解決這些客觀存在的現實問題了。

大宋王朝存在的問題多不勝數，可真要歸納起來，無外乎內憂和外患兩點。

從仁宗朝的范仲淹開始，到神宗朝王安石、哲宗朝章惇、道君朝蔡京，無不是試圖以政治、經濟、軍事等改革重塑大宋，以給這個早衰的王朝續命。

結果，歷次改革僅僅解決了部分舊問題。

而新的問題卻在改革中不斷涌現，致使改革一再失敗，進而導致社會矛盾更加尖銳，最終拖垮了大宋。

趙桓的天資本就遠不及其父趙佶，性格又怯懦軟弱，自沒有趙佶那種明知不可為偏要為的昏君犟勁。

其人只想做個受臣民贊頌的好皇帝，最簡單的辦法就是不要與民爭利。

而在見識了臨安民亂展示的可怕“民意”后，趙桓更不敢再走自家老爹的路。

其人轉而“順應民意”撥亂反正，試圖以不變的祖宗之法換來變化了的祖宗之治。

顯而易見，朝政由銳意改革改為全面恢復祖制的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必然會造成朝野上下的思想混亂。

開倒車能不能解決內部問題尚需在實踐中檢驗，但開倒車造成的思想不統一問題不解決，朝堂上必然就會爭吵不斷，皇帝別想耳根清凈，朝廷也會不斷內耗。

因而，大宋朝廷面對的當務之急便是解決思想混亂的問題。

四月初三，知樞密院事李綱迎奉太上皇帝入都門，解決了天有二日的問題，消除了趙桓帝位可能會動搖的風險。

四月初七，立皇長子趙諶為皇太子。

趙諶在之前的被俘中受到驚嚇，身體狀況一度不好，調養了好些天才恢復正常。

同一日，知樞密院事李綱出任淮南東、西路宣撫使，許瀚接其任，并以尚書左丞耿南仲為門下侍郎。

此舉同樣是進一步鞏固趙桓的帝位，更是為了安定天下“人心”。

四月初九，太宰吳敏上札子：

“《六經》垂訓，蓋天地所以奠世法也，猶之江、河、淮、濟，經營中國，終入大海。自三代以后，凡生民有一飯之安，皆《六經》之功世……

蓋由之而不知，其獨恨強秦之禍，禮缺樂亡。而近者王安石以經術自任，又廢其一，其意以謂《魯史》既亡，而《三傳》不足取信，則《春秋》永無復可考……

臣愿下明詔，復立《春秋》學官，今歲貢舉，遂以取士，庶幾同講圣人之遺經，以輔世教。臣不勝大愿。”

趙桓準其奏，乃置《春秋》博士。

四月十二日，置詳議司于尚書省，討論祖宗法，以吳敏、唐恪、李鄴三人領其事。

擁有億萬生民的大宋王朝是極其復雜的組織體系，不同于走錯了方向說回頭就能立即回頭的個人，任何朝政的實施必然會給整個時代造成甚遠影響。

即便是盡復祖宗之法，也不能隨便割裂歷史粗暴的一刀切。

這兩道詔令不再是空洞的“復祖宗之制，寢罷一切害民之法”的口號，而是進入了政策轉彎的實質準備階段。

但即便趙桓有如此決心和行動，仍有一些臣子不買賬。

這些人認為詳議司與旨在推行變法的神宗朝條例司、道君朝講議司實異而名似，難以體現恢復祖宗之法的誠意，甚至有可能學道君借古改制。

既然是“復祖宗之制，寢罷一切害民之法”，那就沒什么好討論的。

百年前都能運行良好的祖宗之制絕不可能現在運行不好，一刀切就完了。

因不少大臣一再上書要求罷掉詳議司，趙桓不堪其擾，咬牙堅持了一個月后，只能再次“順應人心”，撤掉了這個專門為朝政過渡而設的政府機構。

四月十七日，詔開經筵。

并令吏部稽考庶官，凡由楊戩、李彥之公田，朱勔之應奉，童貫征同之戰，孟昌齡河防之役;夔蜀、湖南之開疆，

關陜、河東之改幣，吳越、山東茶鹽陂田之利，宮觀池苑營繕之功，后苑書藝局文字庫等之費；

又若近習所引，獻頌可采，效用宣力，應奉有勞，特赴殿試之流，所叨恩數，一褫奪之。

既然是撥亂反正，自然少不了將道君朝因各種害民之事而升官者的官職一一褫奪。

至于這些官職被褫奪者原本就是奉旨行事，而且也有部分人干出了實實在在的功績，則無人關注。

權力斗爭就是這樣，舊人不下去，新人如何能上來？

四月十九日，詔自今假日特坐，百司毋得休務。

這道詔令延續了仁宗朝三司使包拯上言“每節假七日，廢事頗多”的傳統，只是做得更徹底而已。

從此以后，奉旨加班，節假日不休。

新黨提倡人性化管理，一再為各級官吏加薪，并爭取節假日休息和冰碳補助等福利，舊黨欲要恢復祖宗之法，自然要反其道而行之。

至于取消節假日后，官老爺們長期得不到休息，身心健康怎么辦？

不存在的！

正人君子們皆履清要之職，每日只需要吟詩作賦粉飾太平即可致天下太平，當官當得快活似神仙，要什么節假日？

果不其然，這道詔令下達四日后，便有臣僚上言：

“竊以國家治亂在用人，用人在責實。

熙寧間，王安石執政，改更祖宗之法，附會經典，號為新政。以爵祿招誘輕進冒利之人，使為奧援，挾持新政，期於必行，自比商鞅，天下始被其害矣。

以至為士者，非性命之說不談，非《莊》、《老》之書不讀，上慕軒、黃，下比堯、舜、三代，以漢、唐為不足法，流弊至今，為害日久……

今天下之士，操筆弄墨，朝誨夕諭，升孔子之堂，宗虛無之教，而欲風教不壞，朝廷乂安，其可得乎……”

天子從其請，詔復以詩賦取士，并禁用《莊》、《老》及王安石《字說》。

這是要從源頭上糾正用人導向，盡量避免那些滿肚子富國之策，實際卻是“與民爭利”的家伙混入純潔的大宋官僚隊伍。

嗯，治國先治德，深受詩詞歌賦等傳統文化熏陶的官員肯定道德高尚，絕對不會禍國殃民，沒毛病！

四月二十三日，詔臺諫者天子之耳目，宰執不當薦舉，當自親擢。

同一日，詔追政和以來道官、處士、先生封贈奏補等敕書。

五月初一，再拜龍德宮，令提舉官日具太上皇帝起居平安以聞。

很明顯，天性輕佻愛自由的趙佶被關起來后并不安生，暗地里做了一些事，讓趙桓嗅到了危險，不得不加緊對自己老爹的看管。

五月初五，應“程門四大弟子”之一的著作郎兼太學祭酒楊時之請，詔追奪王安石王爵，罷配享孔子廟。

五月初六，詔無出身待制已上，年及三十而通歷任實及十年者，才能享受恩蔭待遇。

新黨善于“開源”，舊黨確實不善此道，就只能“節流”了。

但節流明顯是動既得利益者的餅子，肯定會遭抵觸。

這個問題也很好辦，人分三六九等，上層的老爺們不用動，繼續壓榨無出身的官員和沒前途的小吏便是。

六月初一，以道君皇帝還朝，御紫宸殿，受群臣朝賀。詔諫官極論闕失。

趙桓顯然發現了自己老爹的正確使用方法——沒事拉出來挨頓罵，更有利于彰顯自己的功績，也有利于朝廷百官團結一心。

七月初一，廢除元符上書邪等的禁令。

七月二十三日，著作郎兼太學祭酒楊時上言“宣仁皇后（神宗皇帝之母高滔滔）保祐哲宗，枉被誣謗，久而未明，乞行政典。”

趙桓再納良言，詔侍從官共議改修宣仁皇后謗史。

既然是廢新還舊，自然要徹底，先從改教——歷史開始。

令人尷尬的是，大宋皇帝和朝廷如此順天應人，卻沒能換來上天的庇佑。

六月十七日，天狗墜地，有聲如雷。

次日，趙桓匆忙下詔慮囚。

六月二十日，彗出紫微垣。

六月二十一日，太白星、熒惑星、歲星、鎮星在張宿會合。

上天接連降下異象示警，很自然會引來一眾言官“星象垂戒，切自警畏，內修德，外修政，進君子，退小人”之類的上書。

趙桓除了沒做到如其老子那般親自上陣敬天之誠外，該做的真的已經都做了。

無奈之下，其人只能下詔罷都水、將作監承受內侍官。

實際上，自太學生聚暴民屠內侍后，作為天子耳目皇帝私奴的內侍已經很少有人敢出宮辦事了。

趙桓此舉其實是以詔令形式正式剝奪了內侍作為皇帝耳目的功能。

都已經眾正盈朝了，天子還派內侍為承受監察地方，這是信不過誰呢？

然而，僅僅過來一個多月的時間，上天又降下異象。

八月七日，又彗出東北，長數丈，掠帝座，掃文昌。

趙桓這回沒轍了，只能詔以彗星避殿減膳，令從臣具民間疾苦以聞。

要不怎么說得民心者真王者呢？

趙官家為天下蒼生做了這么多實事，關鍵時刻自然會有忠心臣子為其解憂。

御史中丞陳過庭便及時上奏，言：“彗出東北，應在偽同，此乃亂賊將衰之兆，非大宋之憂也。”

眾臣皆以陳中丞之言甚妥，并為天子賀……

大宋的面臨的窘境畢竟是內憂外患相互疊加，相較而言，外患比內憂更加嚴重。

因而，朝廷在下大力解決內患的同時，也沒忘了應對外患。

四月十八日，應眾臣反復上書之請，趙桓下詔加種師道太尉、同知樞密院事、荊湖北路宣撫使，命其招撫蠢蠢欲動的鐘相。

四月二十八日，詔有告奸人妄言同軍復至以恐動居民者，賞之。

同宋兩國剛剛發生的大戰中，不僅有梁方平、何灌等部宋軍望風而逃，還有不少上戶人家聞同軍至而棄家奔走。

甚至在同軍退兵后，臨安城中還兩次因同軍復至謠言導致城中居民爭相逃亡。

大宋軍民懼同入骨由此可見一斑，且短期內也沒辦法消除這種負面情緒，那就只能以嚴刑峻法盡力壓制了。

四月二十八日，令在京監察御史、在外監司、郡守及路分鈐轄以上，舉曾經邊任或有武勇可以統眾出戰者，每人舉二員。

四月二十九日，詔三衙并諸路帥司各舉諳練邊事、智勇過人并豪俊奇杰、眾所推服、堪充統制將領者各五名。

顯然，宋軍懼同皆不敢戰，指望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已經不現實了。

趙桓不得不轉而求其次，看能不能“眾推之下有勇夫”。

五月初二，詔天下有能以財谷佐軍者，有司以名聞，推恩有差。

四日后，朝廷下詔重申銅禁之令，并禁以金銀做飾物。

這也是題中應有之意，國家財賦日窘，已經沒人能開源了，節流也有限度，怎么辦？

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大宋現在的問題是連年征戰連番大敗，既無足食，也無足兵，民更不信朝廷。

這兩道詔令也算不是辦法的辦法，至于會不會造成地方官府趁機勒索百姓，或軍隊與地方豪強相勾結等問題，則不再朝廷考慮的范圍內。

一切的一切，都只有先度過了眼前的難關，挽救了大宋國滅的命運再說。

五月初五，以少傅、安武軍節度使錢景臻，鎮安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劉宗元，并為左金吾衛上將軍。

以保信軍節度使劉敷、武成軍節度使劉敏、向德軍節度使張矰、岳陽軍節度使王舜臣、應道軍節度使朱孝孫、瀘川軍節度使錢忱并為右金吾衛上將軍。

這些人中，除了王舜臣是神宗朝確有戰績的將領外，其余大半皆無從軍經歷，而且都是年過七旬的垂垂老者。

如錢景臻，便是吳越忠懿王錢俶第七子錢惟演孫，錢暄之子，其人最大的“戰績”便是尚仁宗之女魯國公主。

此舉如其說朝廷任用重將，還不如說是天子作出的與眾權貴共生死的姿態。

五月二十七日，詔天下舉習武藝、兵書者。

六月初三，又令中外舉文武官才堪將帥者。

典型的國難思良將，或者說口渴得快死了才盼著挖井。

至于結果，肯定是有一點結果的，但也只有一點而已，出現的問題卻更多。

七月中旬，福州軍叛亂，知州李延俊死于亂兵之手，朝廷急命劉頷討平之。

半個月后，因圍困光州李成的勝捷軍軍紀混亂，淮南東、西路宣撫使李綱斬殺御下不嚴的統制官焦安節以振軍紀，卻不能撫其眾。

眾軍卒又聽聞一手組建勝捷軍的童貫剛剛被朝廷誅殺而大恐，軍將李福趁機蠱惑部眾作亂。

水滸新秩序 第七十五章 眾正盈朝群魔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