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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篇8 罷相“疑云”

更新時間:2024-05-16  作者:羋黍離
漢世祖 仁宗篇8 罷相“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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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秉政的五年多時間里,憑著滿腔的熱忱與忠心,范仲淹對帝國進行了涵蓋政治、經濟、軍事等諸多方面的改革。

當然,本質而言,范仲淹的種種政策措施,只是改良,只是匡正大漢帝國這艘巨輪航行過程中的偏向與謬誤,而對帝國一些深層次的、根本的問題,卻往往顯得無力。

尤其是在涉及制度問題的時候,就更顯困難,朝里朝外,會有無窮的麻煩與阻力,向他侵逼而來。同時,作為大漢帝國時代的精英官僚,范仲淹本身又是一個極其忠實的維護者、與鞏固者,這也從根子上注定了他的掙扎。

事情做了很多,動作大大小小,但成效如何,只能說難孚眾意。

但凡改革,本質上還是對資源的重新分配,而這注定會侵犯到帝國那根深蒂固、盤根錯節的食利階層的既得利益。而這,注定是會引來敵對與反抗的。

事實上,范仲淹在秉政之后,提出的改弊革弊理念以及一系列具體政策措施,比之世祖、太宗乃至世宗時期的各項改革,不論是范圍還是力度,都要弱上許多,在很多畛域甚至只是隔靴搔癢。

只不過,落實執行的難度,與遭遇的反對攻訐,也同樣超乎想象。因此,在治國秉政日益艱難的日子里,范仲淹也時常思考一件事情,為何他提倡的東西,諸如吏治、法治、商法、鹽務、土地、稅務等方面的改革措施,都只是鞏固延續祖宗之成法,結果卻是群情反對,舉步維艱。

要知道,范仲淹的治國思想與理念,堪稱集世祖、太宗、世宗三朝之精華,他所推動的諸多政策措施,絕沒有超脫既往三朝眾多的改革的范疇,在影響與力度上,更難與之相提并論,哪怕是以謹慎、保守著稱的世宗皇帝,都有不少突破性的創新。

比之他們,范仲淹干的事情,實無多少新意可言,很多政策,都只是老調重談,甚至于,就是照搬祖宗之政。然而就是這樣,也往往事與愿違。

于是,范仲淹秉政期間,大漢帝國朝堂上出現了最怪誕的一幕。「范黨」高舉「祖制」,欲匡扶帝國為政之失,改興除弊,而「保守黨」們,則同樣高擎「宗法」,進行批判攻訐,勢必要維護朝綱正統,祖宗成制。

而雙方,都能在「三皇」之治中找到準確的、有力的法理依據,甚至于,都能從帝國卷帙浩繁的檔案之中,找到舊日的詔文

雖然,自世祖、太宗、康宗到世宗這四朝,有很多政策理念都是一以貫之,具備極強的延續性。但后繼之君,在前代帝王的基礎上,進行相應的完善改制,也是平常且頻繁的事,尤其在太宗時期。

以宗法駁祖制,這一套被帝國的權貴們玩得極溜,而每一場風波與爭論,伴隨著的,卻是權力、地位與利益之爭。

唯一值得慶幸的是,有百年沉淀的大漢帝國,不管爭得如何頭破血流,都還沒有人膽敢打破既有之政治規則,權貴之間,基本的體面都還保留著,斗爭都留有余地,處于一種理性、平衡的狀態。

而這種狀態,也已保持幾十年了,便斗爭激烈如康宗朝時,都是如此,這樣近似于潛規則的約束,對帝政的穩定性來說,顯然是具備極大積極意義的。

需要提一點,隨著時間的推移,在四十多年后的正統朝,朝野上下,不論是貴族官僚,還是文臣詞客,他們對于太宗皇帝的評價,是越來越高的。

在文臣史官們的春秋之筆下,太宗皇帝劉旸的地位與歷史評價,是呈逐漸上升的態勢,到正統朝時,幾與世祖皇帝相當了。

在世祖皇帝那輝煌功績與成就加持的身軀上,是難免斑斑劣跡,但即便史筆如刀,也不是大漢帝國的這些文

臣史官們,能夠黑得動的。

于是,他們能想到減輕世祖皇帝「神圣性」的,便是另外樹立一尊新神,而論德、論望、論功績,太宗皇帝劉旸便被選中了。

當然,太宗皇帝也是當之無愧,他對大漢帝國的意義,是要放到歷史高度來談的。如果說世祖皇帝是帝國真正的奠基者,那么太宗皇帝的作用便是夯實筑基,正是有他在位期間不懈的匡政明法、改興除弊,方有「雍熙之治」,方使大漢能夠以一個強盛而平穩的姿態,走過帝國百年。

上承開寶,下啟建隆。這便是歷代帝國史家名臣們,總結而出對太宗皇帝的評價,并且在建隆時代也逐漸遠去的正統朝,太宗皇帝在臣民(主要指帝國的權貴們)的心目中,帝國日益高企。

造成這樣的結果,原因只有一個,除了太宗皇帝,他們沒法再找出一人,來與世祖皇帝「打擂臺」。

而對范仲淹來說,小到禁止官僚乘轎,中到鹽鐵整頓、茶糖專營,大到土地清丈,沒有一件事能順順利利辦下來的。

尤其是后者,進入正統時代后,帝國的土地兼并情況,又不可遏制地向前加快步伐了,伴隨著的,卻是地稅的逐年減少,是相應稅制措施的貽怠與失時、失效。

為此,在正統八年的時候,范仲淹正式啟動了,再一次對全國田畝數量的清丈。此一道政令,在朝廷內部都爭議頗多,到了地方更是沸反盈天。

為此事,無數功臣勛貴、官僚大臣跑到皇帝劉維箴那里訴苦,不過,最終還是在范仲淹的堅持下,推進了。為此,范仲淹雖然自朝中簡拔了大量朝官、清流,前往各道州進行監督巡視,但效果顯然不佳。

最終,這樣一項攸關國計的政策辦法,還是以失敗告終,地方報上來的數據,沒有哪一道、哪一州、哪一縣是準確的,甚至于,比起建隆末期時籍冊上的數據,要少了將近一成。

很怪誕卻真實的一種現象,不到十年的時間,大漢帝國在冊土地,竟然少了一千多萬畝,就仿佛被一頭可怕的饕餮巨獸吞噬了一般

在持續了將近兩年之后,清丈行動終于隨著政事堂一道制令,徹底宣告停止,各地「清丈使」們也都被召回。然后,其中有不少人,都因為貪腐、受賄、瀆職、枉法等罪名受到攻訐問罪,把范仲淹也連累得十分狼狽。

范仲淹想做的、嘗試做的事情,比先帝祖宗,并沒有本質上的區別,甚至在目的上,都有相似性與一致性。但為何,最終都以失敗而告終,歸根結底,權威不夠。

范仲淹的名望很高,能力很強,道德品行上更為世人敬仰,但是,對于帝國真正的統治階級來說,這大漢的胙肉,還輪不到你范希文來分。

實事求是地講,有些政策舉措,帝國「三皇」都需要以大魄力、大毅力來推動、落實、監督,范仲淹雖然被委任為尚書令,但來自皇權的支持力度,是很微薄的。

畢竟,皇帝劉維箴信奉的是「垂拱而治」。而范仲淹的這個「淹」字,最終卻淹沒在帝國的權貴階級中,根本掙脫不得。

對于這些,在執政四年之后,在屢次失敗受挫之后,范仲淹已經有所體悟了,并且為改變了一些作風。

正統十年是一個關鍵的節點,在這一年的,因為河北地區連年的旱災,大漢帝國終于又爆發了一場讓人措手不及的叛亂:王則起義。

范仲淹不得不將精力從「自我革命」,轉移到「鎮壓革命」上。同時,由于心態的變化,他不再那般「急功近利」,或者說,他的目標變化了。

他不再嘗試去觸動那些早已根深蒂固的帝國權貴們的利益,他只是竭自己所能,在自己能力范圍之內,從自己的道德忠心出發,為君王社稷,做著一些實事。

但是,這種變化,

對于其他權貴階級、政治團體來說,有些太晚了,數年積壓的矛盾,也根本沒有緩和的余地,除非范仲淹下臺。

執政之前,范仲淹是名滿天下、眾望所歸的大賢,受到許多人的推戴。但入住政事堂之后,隨著一項項政策,一道道沖突,棄范公去者,卻是越來越多。

吏治上,因為對官吏選拔、培養、黜落以及科舉上的一些嚴格措施與高要求,他得罪貴族、官僚及學閥,對恩蔭制度下手,更徹底將勛貴階層激怒。

稅務上,鹽鐵茶糖土地等一系列加強國家控制的措施,更是讓一干食利者深惡痛絕。

軍事上,推動文臣入樞,削減軍費,裁減軍隊等方案的提出,又將一大干不僅限于軍事貴族的軍隊力量給得罪了。

因此,等到正統十一年(1052)時,范仲淹雖然依舊坐在尚書令的位置上,但他的屁股,卻是越來越坐不穩了。朝里朝外,反對之聲迭起,而宮內,皇帝的態度依舊那般「從容」。

對于這些,范仲淹不是沒有預感,但他能做的,只是在其位謀其政,只是堅守在自己的職位上,同時等待著罷相的一天。

而這一天,的確不遠,就在正統十一年夏初。歷時一年多的王則之亂,終于被朝廷大軍平定,負責平叛的樞密副使、招討使石元孫與河北安撫使敬彥博回朝后,奏捷的同時,也向皇帝稟報了一件十分要緊的事情。

在對王則黨羽的審訊之中,得知了一件秘事,在王則禍連州縣,聚眾十萬之時,曾與左右言,他們舉事是為活命,朝廷諸公皆鄙,若能打到洛陽,當奉范公為王

這等謠言,明智者都知其愚蠢不實之處,但在此事上,帝國大部分公卿們,都集體「失明」、「失聰」了,于是,大名鼎鼎的范相公,就以這樣的方式,罷相了。

當然,體面是給足了的,范仲淹是主動告老致仕。

但不管如何,受到這樣的攻訐,以這樣的方式,離開朝廷,對范仲淹來說,也是一種極大的羞辱與打擊。就在當年,便病逝于蘇州的「范莊」之中。

而「范仲淹罷相」,后來也成為了正統朝的一大懸案,懸就懸在,除了石元孫、敬彥博的奏報之外,關于所謂逆魁王則之言,并沒有任何的證據,但他卻實實在在地把一個秉政多年的尚書令給趕走了。

在這背后,有多少人、多少勢力在運作,誰也說不清楚,但必定牽扯到一大批帝國權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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