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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篇2 正統六年

更新時間:2024-04-17  作者:羋黍離
漢世祖 仁宗篇2 正統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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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統六年(1047)春,京西道,襄州。

陽光明媚,春風送暖,漢水之上,百舸爭流,在南來北往的大小船只中,有一艘北行的官船,格外引人注目,船上諸多彩旗迎風飄揚,其中夾雜著一面龍飛鳳舞的「范」字旗,這乃是荊湖北道巡撫使范仲淹北行之船隊。

甲板上,已然年近六旬的范公,撫舷而立,花白的須發在江風的吹拂下飄動著,不斷打在那張滄桑衰老的面龐上。漢水之上,船來船往,沿岸村鎮,人煙稠密,這一切都表明,當今的大漢帝國,依舊繁榮昌盛,充滿活力。

至少,從表面上來看,是這樣的。但作為帝國的上層權貴,從中樞到地方,往來上下數次的范仲淹,卻深刻且極具憂患意識地認識到,帝國如今的繁榮,與過去相比,已經不同了,這是建立在對億兆子民更嚴厲與殘酷的壓榨與剝削上了。

在世祖、太宗、世宗統治時期,即便偶有反復,但整體上對于帝國權貴們的約束,還是強力而有效的,這也是帝國能夠長時間維持一個繁榮昌盛局面的根本原因。

然而,自三代帝王陸續退出歷史舞臺,隨著正統皇帝劉維箴繼位,這種延續了幾十年的統治階級自我約束意識,正在逐漸模糊。

雖然帝國統治依舊是穩固的,經數代帝王不斷完善的管理體制依舊有序地運轉著,但不容忽視的是,千年以來歷代王朝,甚至就在大漢建國百年間,那些曾經反復出現的弊病與問題,也再度萌發了。

歷史是個輪回,治亂循環是其特征,當帝國的統治階級,一步步放松自我約束的時候,當統治者的貪婪需求經過自上而下,重重加碼之后,落到帝國那億兆萬千黔首身上的時候,也必然產生又一輪的統治壓力與矛盾。

而在這樣的情況下,大漢帝國依舊能保持一個強盛文明的狀態,上下依舊沉浸在太平盛世之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祖宗們留下的豐厚遺產,以及,帝國子民還能夠承受當下程度的剝削

正統時代的大漢帝國,固然還前行在建隆盛世的余暉之下,但毫無疑問的是,這份余暉并不能庇佑帝國永遠,巔峰之后的下坡路,也不可避免。

關鍵在于,這個坡該怎么下,有想要穩步前行,緩慢下坡的;也有得過且過,隨遇而安,追自然之理的;還有一些不甘于滑落,意圖將大漢帝國的巔峰基業,繼續保持下去的,比如這范希文公,更是代表性人物。

自端拱二年入仕,一晃眼,三十一載春秋已然逝去,范仲淹也從初出茅廬、意氣風發的青年才士,成為滿頭華發、譽滿天下的忠臣良相。

范仲淹在當下的大漢帝國,名聲是極好的,尤其在庶族官僚群體之中,更被視為領袖,哪怕是素鄙南人的北方士林,雖然常常帶有色眼鏡觀之,但也從來沒有鄙薄過他的治事能力與忠誠之心。

那滿頭的白發,大抵有一半,是因憂國憂民而生。到正統時代,如果要從庶族官僚中選出一個首相,那么在很多人的腦海中,第一個跳出的人選,大抵就是范仲淹了。

而能夠擁有這般巨大的聲望,僅靠個人的才干與能力,顯然是不足的。在范仲淹背后,也同樣站著一大波人,端拱進士、建隆內閣、南臣、睢陽、婁江學派、吏政派,再加上世宗皇帝股肱之臣的光環,這些共同造就了一個「當世第一臣」。

不過,支持擁護他的人很多,厭惡排擠他的人,同樣不少,因此,范仲淹的首相之路,也注定不可能順利,尤其在世宗皇帝這個最重要的伯樂離開后。

三十年宦海生涯,已經數不清有多少次,從地方返回京師了,但從沒有哪一次,像此次這般,讓范仲淹躊躇忐忑,患得患失。

當然,以范公之胸襟與氣度,自不是因個人得失而焦慮,他憂懷的,是家國天下、君王社

稷。而此番回京,他注定要在帝國政壇掀起一波狂瀾,要趁著人生暮年,為帝國、為君王、為黎庶,再盡一次忠,做一次最后的努力

事實上,早在正統四年的時候,范仲淹便以治定西陲之功,受召還朝,離開他奮斗了七年的隴右道,留下了一個軍政穩定、諸夷咸服的大好局面。

那一次,范仲淹同樣是躊躇滿志、意氣風發,進京也是意欲成就一番大事業。在他的心中,在他的眼里,大漢帝國雖然光輝而偉大,但也存在著諸多問題與矛盾,是需要有為者去擔當解決的,而到了范仲淹這種地位與聲望,自然也有股當仁不讓、舍我其誰的氣魄。

那次,也是范仲淹生平第一次拜相,回朝之后,即任尚書仆射、兼財政使。對于帝國內的財政系統,范仲淹并不陌生,早在世宗身邊擔任內閣學士時,就接觸過,后來更官至鹽鐵使。

曾經主持過淮東鹽堤工程,以及對全國鹽務大改革的范仲淹,再回財政司,是不可能沉寂的,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整頓,尤其在人才提拔、上計、款項調撥審核事宜上,做了相當力度的整飭與糾正,鹽務上復發之貪、盜、賄、私等現象,也再度遭遇重大打擊。

在得罪了一大波既得利益群體的同時,帝國在財政系統的糜亂,也得到很大的改變,行政效率也大大提高。只可惜,范仲淹財政使只當了半年,他的整頓改革則只持續了四個月,便被罷相。

當然,扳倒范仲淹的,可不只那些利益受損的權貴、官僚及地主官商,根本原因在于,這牽扯到新一輪的貴庶之爭。

首先,世宗晚年的尚書令杜衍,在正統二年的時候罷相,出京前往西南擔任巡撫使,繼任的,乃是樂平縣公李昭賢(這可是李繼隆長子、世祖皇帝外孫)。

而當時的政事堂,除李昭賢這個尚書令之外,另有樞密使折惟昌、兵部尚書向元鍇(向德明之孫)、禮部尚書馮端(馮道曾孫),另輔以石元孫(石守信之孫)、李光輔(李筠重孫)等掌握實權的軍政大臣。

這些都是功臣元勛之后,除馮端、李光輔弱了些之外,其他人都是帝國的頂級勛貴,如李昭賢、折惟昌,還有一層皇親國戚的光環。

當這些人在帝國朝堂占據大量話語權的時候,也是意味著勛貴勢力的大反攻,也必然迎來早已壯大并且根深蒂固的庶族集團的對抗。

范仲淹回京,也正是在這種背景之下,一頭扎進政斗的漩渦,雖然,他一心一意只想著為朝廷、為百姓做些實事,但有些爭斗是不可避免的。

同時,作為尚書令下屬最重要的兩個宰臣,吏部尚書與財政使,一個呂夷簡,一個范仲淹,都是庶族出身,一左一右,對李昭賢形成了相當強力的鉗制作用。

于是,為了打破這種限制,李昭賢從幕后策動一場政治攻訐,他選擇的目標,正是范仲淹。呂夷簡這個人,老謀深算,且權術高超,否則也難在新皇繼位之后,就迅速運作回京為相,并更進一步,擔任吏部尚書。

相比之下,范仲淹就好操作多了,他雖然私德無虧,但做事方面,在有心人眼里,全是漏洞,也易于打擊。

而這樣的政治活動,并不在于范仲淹真的有什么過錯,只是當權者需要,便有的是人,提供足夠多的短處與把柄,等形成風潮之后,弱勢的皇帝劉維箴,即便心有不舍,也不得不將范仲淹外放,他實在頂不住來自李昭賢等勛貴的壓力,或者說不愿意正面對抗。

于是,范仲淹以「殿下之失」(官方的解讀中,大抵是在面君進諫的過程中,言辭過于激烈,有辱圣人威儀),奪相,出任湖北巡撫使,那一年,范仲淹56歲。

如今,范仲淹58歲了,滿鬢霜白的他,依舊操勞于政事,牽掛于君王,也再度迎來一個復起的機會。

兩年后的今日,朝廷的局勢又大不一樣了,最大的變故就在于,尚書令李昭賢因病去世了。朝廷又喪失了一個領頭羊,上層的斗爭也再度激烈起來,而在一場旨在奪取最高相權的爭斗之后,最終的人選,浮出了水面:范仲淹。

李昭賢薨得突然,以致于后事都沒能交待,趁著這個空檔,朝中蟄伏已久的庶族集團,也發動了一場全面性的反攻。

并且,還得到了一部分勛貴階層的支持,比如馮端、李開源(李皇后之侄,論輩分,皇帝劉維箴得叫一聲表叔)等人,同時還有蕭氏的默默推動。

建隆——正統時代,朝中有「三蕭」的說法,蕭景、蕭恭以及蕭惠,這三人,要身份有身份,要資歷有資歷,但在權貴圈子里,是一直被默默鄙視的,還是那個原因:契丹族出身。

因此,在李昭賢等傳統貴族掌握朝權時,蕭氏也是默默蟄伏,秘密尋求推翻機會的一波人。李昭賢的突然辭世,顯然就是一個最好的機會。

當然,真正到決定性作用的,還是皇帝劉維箴,這對他來說,同樣是個難得的機會。以劉維箴的脾性,以及從小接受的教育,除了皇室親戚,以及東宮舊臣,他顯然更親近于那些庶族官僚。

另一方面,他也的確聽話,世宗皇帝駕崩之前,對他多有耳提面命,在人才的任用上,曾給他指點了大量人選,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若想做事,可任范仲淹為相

顯然,已經31歲的皇帝劉維箴,在登基七年之后,也想著做出一些成績來,于是,在兼采多方建議,在眾臣的推薦下,他終于下詔,召范仲淹回京。

劉維箴還專門派內侍省宦官南下,除了宣詔,還送上一份劉維箴的手書,上邊盡是恩信期待之言,足以讓范仲淹感激涕零。

而從詔書自中樞下達之后,至少在短時間內,朝廷上層的斗爭停止了,所有人的目光,都忍不住投向南方,望著水陸之途。

原因無他,正統時代的尚書令,權柄之重,堪稱帝國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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