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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宗篇10 老臣遲暮

更新時間:2024-02-14  作者:羋黍離
漢世祖 康宗篇10 老臣遲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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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康四年秋九月朔,延禧驛外的官道邊,前尚書令張齊賢即將踏上離京的旅途。

暮靄沉沉,秦天寥闊,瑟瑟秋風當面,雪白的須發肆意飄動。胡音陣陣,馬鳴蕭蕭,西京大驛的繁榮氣象,也難以帶走張齊賢老臉上的絲絲凄迷。

已是六八高齡的老人,本不該如此失意,但望著前方的失意之途,驀然發現,自己并非世事洞察,心中仍舊涌現出無限的唏噓與悵惘。

張齊賢被罷相的原因很簡單,以中秋御宴上,醉酒失儀,險些冒犯圣躬,先是罰其閉門自省,沒幾日便奪其尚書令職。

當然,這是表面呈現出的東西,根本原因,還在于皇帝劉文澎對朝政影響的加強,并且加大了對張齊賢為代表的這些“欽命輔臣”的排擠與打壓。

而比起魯王之黜落出京就國,張齊賢的罷相就沒有經歷太激烈的對抗與斗爭了,甚至顯得水到渠成,同時,這其中也未必沒有張齊賢主動求退的意思。

一方面,張齊賢本人已然年老,說是風燭殘年也不為過,精力不濟是必然的,面對朝野內外紛繁復雜的政務與人心已然力不從心,又如何再抵擋來自皇帝的針對?

而更重要的一方面則在于,張老相公心疲了。輔政的這近四年時間里,張齊賢兢兢業業,勤勤懇懇,實則只做了一件事,那便是延續太宗皇帝的“雍熙之政”,在朝廷內部此起彼伏的各種爭端之中,他所有的決策與行動,都是站在這一基本立場上的。

相比于李沆、呂蒙正等人還有一些更為高遠的政治理想抱負,張齊賢更像是“雍熙之政”的最后一個守望者,悉心維持,苦苦支撐,因此,過去的四年,是完全可以稱之為“后雍熙時代”的。

但到如今,那種局面顯然是維持不下去了,皇帝是平康皇帝,卻要讓帝國自上而下都保持雍熙時代的風貌,這不只是在為難皇帝,也是在為難自己以及其他統治階級,也不現實,更不符合“客觀規律”。

當內心僅剩的堅持都行將破滅之際,再讓張齊賢占據首相之位,別說皇帝受不了,就是張齊賢自己都沒有繼續逗留的心了。而以這樣的方式離開朝闕,固然有些傷及顏面,卻也未必不是個好的結局。

何況,與魯王劉曖不同,劉文澎還是給了他基本的體面,讓他以司空銜致仕,同時于張齊賢故鄉曹州敕建一座曹陽伯府,作為他今后養老之所。(張齊賢于雍熙十四年,被太宗皇帝賜爵一等曹陽伯)

不管如何,張齊賢的收場,要多了那么一絲仁德,皇帝劉文澎也頭一次沒有由著性子來,出人意料地給了帝國首相的一份尊重。

不過,致仕后的張齊賢并沒有第一時間東歸曹州休養,而是選擇西行,原因有二。一是其次子張宗誨在延州當知州,雖然在彈壓地方、平復騷亂上很有手腕,任上也有不少業績,但此前也屢屢傳出一些擾民行為以及個人作風問題,這讓一世英明的張齊賢臉上無光,想親眼去看看。

其二則是張齊賢打算對大西北再進行一次考察,如今脫離了相位的限制,得到空暇,他要對此前治政過程中忽視的一些問題進行一番總結。

對于大西北,從世祖皇帝起,就一向格外重視,深以為慮,畢竟曾經失落于中國兩百年,在飽受吐蕃、回鶻等蠻邦夷國的侵蝕后,漢家文明想要恢復文明、重新扎根不難,但要清除那些歷史遺留問題,尤其是一些隱藏于漢化的之下,表面順漢,實則反漢的一些問題,風俗問題,民族問題,以及宗教問題。

往前倒推四十年,即便拋開西征帶來的影響,西北都是大漢帝國最不安穩的地方,也是朝廷重點經營鞏固的區域,從世祖到太宗,乃至現如今,都是如此。朝廷在西北投入的資源,耗費的國力,也要超過漠南、遼東、西南諸方向。

在這個過程中,西北也崛起了不少能臣干吏,不管發生了多少亂子,又被朝廷折騰得多厲害,又進行了怎樣的清洗,“西北系”的勛貴、官僚都是帝國凝聚力最強的一個派系,在大漢帝國的政治舞臺上,永遠不缺乏他們活躍的身影。

同時,西北系或許也是帝國最開放、最不排外的一個派系,因為眾多勛貴、官僚本身就屬于“外來者”,而過去幾十年,西北的政治領袖們,如盧多遜、王祐、王明等,無一不是出身外地道州。

幾十年來,自道司以下,有太多外地豪杰俊才,在經過大西北的艱苦磨礪之后,脫胎換骨,成為帝國的棟梁與榱桷。

而張齊賢,恰恰就是西北系出身,二十多年前拯治榆林的經歷,也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寶貴的一份資源。在朝,張齊賢或許難以壓制住眾多的勢力,但在西北派系,至少在西北的文官系統內,他也是一方扛旗大佬。

并且,自榆林之亂以來,更準確得講應該是朝廷全面停罷西征大政,整飭弊政,改革民生以來,西北又有差不多二十年沒有出現過大亂子了。

對此,張齊賢既欣喜,又不免心存隱憂,他可太了解西北地區的特殊性了,作為帝國民族成分、風俗情況最復雜的地區之一,這里天然就存在動蕩與騷亂的因子。

脫離了西北多年的張齊賢,也不得不居安而思危,尤其在皇帝劉文澎不大讓人放心的情況下。

如此,便促成了他晚年的這次西行,他入仕四十余年,為國為民,辛苦了一輩子,早就習慣了,真讓他晚年默默垂老,直至離世,那也是做不到的。

而張齊賢在晚年的這次西行經歷,最后被他寫成了一本書:《饒陽公西游記》。

從后世來看,這不僅是一份考察旅游記錄,更是一本政治見聞,涉及到整個西北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民生的描述,其中還夾雜著大量張齊賢在治國方面的經驗與思考,極大地呈現了張齊賢在雍熙時期尤其是雍熙后期對大漢帝國政治、軍事、經濟的重大影響,從中也反應出大量“開寶盛世”與“雍熙之治”的情況,對史學家們研究“開雍盛世”極有價值.

回到延禧驛外,陪同張齊賢西行的,只有僮仆護衛五六名,以及小兒子張宗信,而前來給他送行的,只有兩人,財政使李沆與左副都御史魯宗道。當然,作為前首相,還不至于如此凄涼,只不過張齊賢走得突然,刻意避免。

財政使李沆就不用多說了,魯宗道乃是朝中有名的諫臣,素有“小王禹偁”的名聲,因為直言敢諫,明法嚴律,得罪了不少人,張齊賢算是其恩師,在朝中也多有維護。

“太初兄,老朽當了這個逃兵,愧對先帝,汗顏無地,朝中之事,今后就多仰仗兄了,望小心行事,善加珍重!”收起老臉上的凄迷之色,張齊賢向同樣須發灰白、一身常服的李沆拱手一拜,鄭重說道。

李沆還是那副儒雅的風度,即便白發蒼蒼,依舊泰然自若,不動如山。感受到張齊賢那復雜的心緒,拱手回禮,分外從容地應道:“師亮兄言重了!我亦飽受世祖、太宗兩代先帝隆恩,此志不改,唯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如此而已”

“太初兄器量恢弘,我不如也!”聽其言,張齊賢慚愧一笑。

言罷,又扭頭看著即便送行也表情刻板的魯宗道,略作思忖,抬指道:“貫之,你剛正敢言,嫉惡少容,朝廷需要你這樣的忠直之士,就是缺乏一些變通。只盼你日后遇事,能多些機變,如此方可長久!”

面對張齊賢的告誡,魯宗道的表情松弛了些,爽朗一笑,話還是那般直:“相公當知,魯宗道進諫,不莠言,不欺君,事事以公,務實求正。若事諫言之虛名,抑或懼不敢言,做那昏昏之徒,不若辭官,回鄉教書。

何況,天子不如祖宗之英明神武,正需忠言善諫規勸,若我等臣子不發聲,豈不讓小人得逞?”

魯宗道顯然是不撞南墻不回頭的那種人,見他那一副慨然,滿臉正色,張齊賢也不好再叮囑他的為政處世哲學了,強行教誨,或許還會傷及師生之誼。

“珍重!”

最終,以一聲飽含深情的道別,結束了這場靜悄悄的送行。三人都是飽學之士,但一沒折柳,二沒吟詩,張齊賢就這么走了,離開他待了近二十年的京畿。

不過,在登上車轅時,張齊賢仍不禁回望,視線極處,西京雄壯,乾元高聳,即將遠離之際,老相公心頭實則依舊惦念著廟堂,掛懷著皇帝,同時,迷離的目光中,也包含著一絲對帝國未來的隱憂。

對皇帝劉文澎,張齊賢顯然是不那么放心,就更別提“信心”二字了。但不管如何,脫離了那個位置,他能對大漢帝國施加的影響力,也就微乎其微了。

只能默默地祈禱,皇帝在親政之后,能夠有所改變,少些折騰,不要敗壞了世祖、太宗兩代帝王辛辛苦苦建立的基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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