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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篇49 魔都的誕生

更新時間:2024-01-13  作者:羋黍離
漢世祖 太宗篇49 魔都的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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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熙十年夏五月,上海。

松江之畔,在一片讓人耳目一新的磚木混合建筑群間,一座占地頗廣的五層“漢樓”拔地而起,新氏的磚木混合結構,糅合著傳統的雕飾風格,共同砌就了這樣一座威嚴大氣的樓廈。

在過去的二三十年間,大漢帝國方方面面都在發生變化,關乎到所有人衣食住行的土木建筑行業自然也不例外。其中最大的變化,大抵在于從傳統木制建筑向磚木混合建筑風格的轉變。

當然,這樣的變化,除了從外洋吹進來的風之外,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建筑材料上的大發展。全國各地,大大小小的磚廠、瓦窯,如雨后春筍般涌出,各種材質、各種造型的磚瓦被大漢的商人與工匠們研制而出,極大地豐富了基礎建材內容。

新理念與新材料的大發展,帶來從設計到施工的整體變化,再加上朝廷在背后的鼓勵支持,農村地區不敢說,但在城市之中,越來越多的新建筑開始采用兼具美觀與實用的磚木混合結構,并且“含磚率”是越來越高。

而這種新氏磚木建筑,也有新名稱,有人稱之為“洋樓”,而漂洋過海而來的外商則稱之為“漢樓”,后者的流傳度顯然要高一些,也更容易為滿腹自豪感的大漢官民所接受,就連“宣報”這樣的官報上,時不時對磚木建筑的宣傳中,都明確地提到諸如“漢樓”、“新樓”此類的字眼。

而矗立在松江之畔的這座五層建筑,就是標標準準的漢樓,在建筑設計上也格外用心,格局大氣,細節精致,突出一個堂皇威嚴,讓人一眼就能看出,這是一棟“官樓”。

從動工筑基開始,已經過去幾個月的時間,落成的大樓,早已清晰地呈現在上海士民眼前,如今也只差最后一步了。

這么一個向陽的好天氣,一場揭幕儀式正在進行,場面相當隆重,不只是周遭州縣主要官長親自到場,在上海港經商謀生的大漢商民以及駐港使節、外商都云集于此。

尤其是那些從事外貿、海貿的內外商人,更是面露喜悅,兩眼放光,直勾勾地盯著正門前那道被紅綢遮蓋的牌坊,眼神中是幾乎溢出的熱切,恨不能親手將之揭開。

顯然,能夠引得整個上海都聞訊而動,絕不是簡單的一座官樓的投用儀式,更重要的是背后的東西。

一通敲鑼打鼓,一場舞獅助興,伴著一陣鞭炮齊鳴,隨著紅綢落下,這座漢樓終于露出最后的讓人期待已久的廬山真面目:大漢海關江海稅務司。

這是一座海關大樓!

隨著江海關稅務總監王欽若一番熱情洋溢的發言,在熱烈歡聲中,大漢江海關大樓正式投入使用,也意味著大漢的對外貿易史,由此翻開了一頁嶄新的篇章。

關于大漢海關制度問題,實則一直都有討論,早在開寶年間,就已經有人提議了,只不過既得利益者太過強大與頑固,改革的聲音被死死壓制著罷了。

然而,沿襲自大唐并在大漢帝國發展完善,并經歷了幾十年輝煌歲月的市舶制度,在大漢帝國主動走向海外,在世界風云變幻莫測的局勢下,也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舊制度的廢除,緊接著誕生的是一套全新的海事、口岸及稅收管理制度。

相比于在大漢盛行了幾十年的市舶司制度,在新海關體系下,官府不再親自參與對外貿易買賣,而是全面放開,向“專業化”發展,朝廷設立專司,專注海事及稅務管理工作。這樣的變化,對于全國內外從事外貿,吃海貿這碗飯的商民來說,不啻于一道福音。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市舶司制下的對外貿易,都是受到官府強力管控的,商品的進出口,都需經過各地市舶司進行轉手,而每一道轉手,市舶司當然能從中撈一筆轉手費,對內外商人來講,這是正稅之外的又一項成本。

發展到幾十年后的雍熙朝,隨著大漢對外拓殖的不斷深入,并且取得成果,海事貿易的規模仍在不斷擴大,但幾乎所有人都察覺到,市舶司的制度已經對對外貿易產生了阻滯作用。

當然,那一套市舶制度,早在開寶后期就已經松動了,不斷膨脹的外貿規模,直接沖破了市舶司的管理能力,而利益鏈條上的饕餮們,也想方設法地鉆空子,避免被市舶司刮一刀,如此又導致走私、漏稅等等問題。

但即便問題重重,廢除舊市舶司,建立新海關制度,依舊走過了一個相對漫長的過程。其中,不只是依附于市舶制上那部分官商的拼命維護,最重要的還是大漢上層,準確得指財政司舍不得市舶司制下那豐厚的進項,壟斷的生意從來都是最賺錢的,也最讓人難以割舍。

因此,面對里里外外的怨氣,以及層出不窮的問題,過去的這些年,“市舶派”一邊壓制改革的聲音,一邊遇漏補漏、彌合問題。然而,這終究只是一種掙扎的表現,只是延緩了市舶司制走向崩潰的速度罷了。

不管既得利益者如何死命維護,根本問題在于,舊的市舶制度無法滿足日益壯大旺盛的海貿管理需求,這個根本矛盾不得到解決抑或緩解,新的問題只會越積越多,發展到影響外貿的程度,問題已然深重。

改革是有必要的,在皇帝劉旸那里從來不是問題,只要有足夠說服他的理由。但倘若只是國內的海商與外來的客商,即便他們喊破嗓子,只怕也很難真正動搖那根深蒂固的制度,畢竟既得利益集體太過強大,財政司的邊上,還有少府。

但是,當南洋的封國王們,不斷向朝廷提出訴求,指出問題時,那影響就大了。對于舊市舶司制度,那些封國顯然也是深惡痛絕,他們要發展,也離不開與大漢的貿易,而在過去十多年的貿易過程中,自然也深刻地體會到內外海商們被剝削的痛苦。

作為封國,向朝廷提出訴求是習慣性的事情,作為大漢皇室后裔,世祖皇帝的子孫,他們又能直接上達天聽

于是,當各種改革的聲音傳入皇帝劉旸的耳朵,又經過多方的調查研究之后,對市舶司制度的改革,依舊開啟了。這仍舊不是個快速的過程,前前后后拉扯了好幾年,一直到雍熙九年冬,方才正式宣布定制。

為滿足對外貿易、口岸、稅收、緝私等事務管理,進一步促進海貿發展,加強與封國、外國之間的聯系,大漢出臺了《海關管理條制》。

在沿海地區,一共設立了五大海關,自南至北,分別為粵海關、閩海關、江海關、東海關、渤海關,各大海關設總監一職,從三品,海關下分設口岸,進行綜合管理。海關直屬于財政司,總監及下屬各口岸關長由朝廷安排,并配備專門的海關部隊進行檢查、治安、緝私等活動

新海關制度,或許并不是那么地完善,在具體實施的過程中或許還會爆出更多新的問題,但這種應時順勢的改革,卻有其重要意義,這也是整個雍熙時代下積極向好求變的積極風貌的展現。

而在當下,在雍熙十年夏季的上海,松江沿岸上,僅僅看那些圍觀江海關大樓揭幕儀式的內外商賈的欣喜表情,聽到那震耳欲聾的掌聲,就可知在此項改革上,是如何地得“民心”。

雍熙十年的上海,比起之前,更加繁榮了,日新月異的變化依舊在持續,人口進一步增加,已然是座超三十萬人的大都邑,吸引著江海所及之處所有客商的到來,至今仍看不到上限。

當然,最大的變化在于,行政地位的提升,如今的上海,即便在的大漢帝國也能名正言順地稱之為“上海市”了,也是在雍熙九年,這片曾經不名一文的鄉下小漁村,成為了大漢第一座“計劃單列市”。

此事的促成,得益于江南道布政使王玄真的大力推動,當初在就任之前,就曾接受過皇帝的面授機宜,到任之后,王玄真對上海、蘇、秀二州之間的情況,又進行了一場深入徹底的了解。

最終經過他上呈中樞,決議將上海這座因對外貿易而勃興的港口城市單獨列出,成為直屬江南道司管理的“市”,而“市長”也成為大漢地方行政體系中的一個新職銜,直接定級三品。稅收上則由中央與江南道共享,采取“二八分成”原則。

至此,為松江、港口貿易之利,你爭我奪,爭得面紅耳赤、頭破血流的蘇秀二州,最后啥也沒落下。

不只沒搶到嘴里,原本護在盤子里的東西還得倒掏出來,經濟實力政治地位結合到一起的新上海,腰桿賊硬,畢竟有中央與道司背書。

于是,在王玄真的支持下,又對上海市轄區進行了一番調整,基本上囊括了蘇秀二州東部的整個松江下游地區,都成為了上海地界,曾經蘇秀二州爭執不下的東西,都被上海一口吞下。

這樣的結果,顯然不是二州能夠接受,最推動過程中,反對、抱怨之聲,直達天聽,但都沒用。在中央權威正隆的情況下,你地方若是敢公然對抗,那是真要掉腦袋的,雖然皇帝劉旸一直在推動法治建設,但帝國的本治依舊是人治,連稅改、吏改都能轟轟烈烈地推廣開來,一個地方的建制區劃,能夠反抗的余地實在不多,也太無力。

何況,還有王玄真代表的江南道司,以及上海牽扯到的一系列新利益群體,他對于“上海建市”顯然也是持樂意見之的態度。

于是,長江三角洲下游地區迎來了一個新格局,一顆面向大海、擁抱未來的東方明星城市冉冉升起。

而這個過程中,最受傷的,毫無疑問是秀州,丟了“上海縣”這個聚寶盆,幾乎砍掉了一只胳膊,雖然還有棉紡這個拳頭產業,但被閹割之后那淡淡悲傷始終縈繞在秀州官吏們的心頭。

相比之下,同樣遭遇損失的蘇州就要好過多了,比起秀州,蘇州的家底顯然要殷實得多,沒了上海,它還有長江之利,境內還有太湖、陽城湖,還有常熟塘、至和塘、白茆浦、七鴉浦等水港可以利用,比起去爭上海,似乎開發自身優越條件才是正途。

而在江海關下屬的各海關口岸中,蘇州一地就占了三處,可見蘇州的“強勢”。

不管出現了多少波折,也不論引發了多少利益的角逐,上海建市已是不爭的事實。而這,對大漢的城市發展來說,也是一樁歷史性的標志事件,這是一種全新的模式,涉及到一種全新的央地關系,沒有參考可言,卻在事實上代表著一種新時代下的發展潮流,在大漢城市發展史上也是值得濃墨重彩的一筆。

從建市,到五大海關的設立,兩者兼具的上海,自然也成為了大漢最獨樹一幟的城市,全國道州,只此一例。

關于上海模式,朝中當然避免不了討論,畢竟太新鮮了,而新鮮的事物也往往不那么容易被人接受,何況,還是在王玄真這么個“鷹犬”鼓搗出來的玩意兒。

一日是鷹犬,終生是鷹犬,雖然已經表現出足夠出色的行政管理能力,王玄真依舊不為政壇主流所接納。當然,如今的王玄真,已經放棄了融入那干功臣勛貴與文人官僚的群體中去,只要受皇帝認可,做個雍熙干臣,足矣。

五大海關,基本囊括了帝國本土所有沿海地區的外貿管理,設立之初,也曾有官員建議,都如上海一般,單獨列市。

但這件事,最終沒能成行,上海特殊就特殊在,依托著已經足夠富饒、開發程度足夠高的長江三角洲地區,長江與運河所及的所有道州府縣的商品資源都能匯聚此處,這是其他海關城市并不具備的條件。而單獨建市,除了加強管理之外,本質上還是朝廷要更大程度地參與分利,朝廷多吃多占,地方自然是虧的。

就拿閩海關所在的泉州來說吧,福建布政使周印銓就曾上表朝廷,說閩地百姓生計艱苦,唯有靠著海貿,方得勉強度日,福州與泉州乃是閩地發展的兩條腿,失了任何一條,就得瘸著走路一番訴苦,實則就是福建道司,對泉州單獨列市的抗拒。

閩海關是朝廷播種,由福建道孵出來的一顆金雞蛋,朝廷已經占大頭了,若是連下蛋的母雞也要拿走,那就太過分了。不是所有地方都是江南道,也不是所有布政使都叫王玄真。

與泉州相類的,自然是廣州府了,粵海關的駐地。毫無疑問,在過去的幾十年間,廣州已經逐漸發展成為大漢排名前列的大型城市,萬國貿易港,至少在雍熙十年,其規模都數倍于上海。

然而一個關鍵的問題在于,整個嶺南地區,除了一個廣州府,還能拿出哪個城市來?仔細盤算一陣,還真拿不出能打的。因此,廣州府的存在,還起著成都府在西南地區的作用,需要援濟周遭的窮兄弟,“帶動后富”,為整個地區的穩定做貢獻。

至于北面的東海、渤海二關,則主要針對東北地區及高麗、日本二國,首先從規模上就有局限性,很多二國商人寧肯遠航到上海貿易,另一方面,保守氛圍也更濃厚,暫時也沒有推行單獨列市的必要。

因此,至少在雍熙十年,上海成為了整個大漢帝國最特殊的城市,從建筑風格,到思想理念,從經商環境,到管理模式,都是開歷史之先河,就是在大漢帝國,這座城市也越發魔幻炫麗,讓人難以預測最終會走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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