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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篇40 雍熙之治

更新時間:2024-01-03  作者:羋黍離
漢世祖 太宗篇40 雍熙之治
雍熙五年春二月,龍抬頭,率領眾臣在京畿郊外完成了開年“第一鋤”的皇帝劉旸心情看起來不錯,看著那一大片被權貴們翻整過的田土,劉旸會心一笑,這大抵是繼位五年以來,他露出的最釋然的笑容。

劉旸在繼位以來,很多表現都在向世祖皇帝早年看齊,這躬親視事,揮舞鋤頭,以為表率,則是其優良作風表現中的一種,從登基以來,每年如一,從無懈怠。

就這,劉旸仍不滿意,已然對左右吩咐了,等來年要擇一地做些更實際的事情,實地實操與農民一道勞作,如此方能真正體現出他與朝廷對農事的重視,而不是僅僅做些表面功夫。

對于農桑耕織事宜,劉旸是異常重視,他深知這是立國之本,固業之基,沒有足夠的糧布產出,大漢將寸步難行,民亂騷亂依舊會無窮盡。

徹底解決大漢百姓的吃飯問題,劉旸沒有這等奢望,畢竟那是連世祖皇帝都沒能做到的,他何德何能。但是,沉下心來,腳踏實地,兢兢業業地為國家百姓做些事情,努力發展生產,積累糧布鹽茶,卻是劉旸力所能及,也一直踐行的事情。

因此,在過去的幾年里,劉旸除了在吏治、法治、稅改三事上進行大刀闊斧的整頓改革之外,最主要的精力都放在農事上。

為了勸課農桑,劉旸連續三年發出《勸農令》,要求各地官府務必保證農村正常秩序、農業正常發展,保證不誤農時只是最低的要求。

欽天監提前半年就要把下一年的皇歷編寫好,然后刊印發往全國各道府州縣,以便指導各地農戶因地應時生產。農耕時節,遇有生產困難,屬地官府需提供不僅限于糧種、農具、牲畜在內的賑貸……總之,要盡可能保證給農牧漁民一個安定平穩的勞作空間。

很多政策,都只是帝國時代下的基本操作,世祖時期已然有充分的經驗,而比起世祖時,進入雍熙時代后最大的不同,或許就是監管力度的提升。

每到農時,劉旸都會從京畿諸部司抽調干員(不只是御史),分赴全國各道州,進行農業生產監督巡視,被地方稱為“農巡”。

雖然對大漢帝國一千三百多個縣來說,區區一二百人的“農巡”根本無法完全覆蓋,便是逛到了很多也難以起到決定性的作用,但是朝廷的態度也在這種空前的巡查力度下傳達到了,地方上官僚職吏在做事時,起碼能多些覺悟與警醒。

同時,對于官僚犯罪,尤其在農事方面犯罪更是采取從重從嚴的處置態度。

雍熙二年秋冬,朝廷曾就各地常平倉、義倉虧空問題,進行過一番糾察。爆發出了不少問題,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以“農事”為由挪用,最終用在農民身上的寥寥無幾,很多實則最后都變換為錢財,落在貪官污吏的手中。

有些地方官僚就是這般肆無忌憚,而不管怎么看,似乎都是農民最好欺負,也更容易伸手。對于二倉的檢察,也逐漸演變為朝廷吏治整頓中的一項大舉措。

不過在具體落實時,卻顯得很謹慎,只把一批罪行重大、貪墨數量巨大的官員給處置了,以儆效尤,至于余者,只是小懲大誡,內部警告。沒辦法,朝廷正多事,內外正不安,在許多事務的處置上,劉旸都不得不多一分謹慎,有些妥協不是軟弱,而是明智的選擇。

但是最近兩年,情況又有所變化,隨著權威漸固,在有些“底線”的問題上,劉旸也越來越強硬。

就比如在農事問題上,他或許沒法阻止所有權貴官僚伸手,但凡是敢于伸手的,一旦發覺,必給你斬斷。而膽敢欺農虐民者,更無容情,必以嚴刑處置。

很多時候,是不能僅憑印象看待一個人的。就說世祖皇帝吧,給臣民的印象素來是涼薄苛刻,喜怒無常,殺人無數,因此讓人敬畏。

而劉旸,從小到大,都是以一副溫文爾雅、謙和寬仁的面孔出現在世人面前。登基之后,慎刑少殺,更成為了他的一個新標簽,是他雍熙之政的理念。

然而事實,絕非如此,不算蜀亂這種的叛亂傷亡。以大漢《刑統》為指導,若對開寶、雍熙兩朝的“年刑殺率”做一個比較,就會發現,在劉旸時代,官吏百姓犯罪,死刑率要遠高于世祖時代。

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世祖皇帝并不把罪犯當人,一般通過刑徒營抑或流放海外的辦法來榨取剩余價值。

而劉旸卻在長期的觀察與實踐中發現,世祖皇帝的做法,于小民太過,容易激起民怨,與權貴卻太輕,因為不管是在刑徒營,還是在海外,他們總是有辦法逃避那些苦難,逍遙著結束刑期,然后繼續違法犯罪、作威作福.

這也是劉旸上位以來,便迫不及待地對刑徒營進行改革的原因,不過,在“調合”一道上,劉旸堪稱集大成者。他的改革,并沒有廢除刑徒營,對其利處依舊在發揚,只是在對刑徒的政策上進行了一定調整。

比如,“提高”了服役刑的標準,該殺的,直接依《刑統》斬殺,不用再送到刑徒營“受苦了”。

于是很多權貴就發現了,貪污腐敗、作奸犯科的成本在不知覺間提高了,若是過了,不再有刑徒營與諸封國作為緩沖了。很多情況下,死并不是最讓人畏懼的,最讓人驚懼的,是皇帝學會了世祖皇帝早年的另一招,官員犯罪,會影響到后代子孫的前途:直系親屬,三代之內,不得錄用。

種種手段施展下來,天下的權貴官僚們是被劉旸給壓制住了,至少明面上不敢再興風作浪。

要知道,開寶十八年,那可是世祖皇帝“開寶盛世”的巔峰期。這樣的結果,便是劉旸也有些不敢置信,然而,真要深究原因,還能有幾個為什么的。

首先就與世祖皇帝打下的雄厚基礎分不開關系,其次更劉旸的大力整頓有關系,這一點尤其重要,一個健康穩定的環境,對于大漢百姓經營產出的促進作用實在太大了。

還有劉旸不事折騰,厲行節儉,堅決堅定地實行休養生息政策,也是重要原因。

最后嘛,或許就得提一嘴稅改,不管最終的結果有多少妥協的成分,當中樞與地方達成和解與共識,新制下的稅入,就是要高一些。

可以說,在劉旸的統治下,短短數年時間內,大漢帝國已然換了一幅面貌,正在以一種前所未有“健康”狀態,邁向一個物質豐富、文化繁榮、軍事強大的盛世。

雖然才開個頭,但是朝中已經有不少官員提出“雍熙盛世”的概念,不管是逢迎皇帝也好,還是對劉旸這個皇帝的真心認可服從也罷,總之,進入雍熙五年的大漢帝國,形勢一片大好。

這樣的背景下,作為皇帝的劉旸,心情自然是不錯的。

不過,好心情并沒有持續多久,正當劉旸與宰相、財政使張齊賢討論起農務之重,以及在朝中屢起爭議的“農官之爭”時,一則噩耗傳來了,內閣大學士、太傅李昉薨了。

李昉是病死的,年紀大了,有點病痛是很正常的事,從去年秋便染疾,一直在家休養,卻沒想到,養著養著,給養死了。

對于李昉,劉旸自然是感情深厚,畢竟從他當太子開始,君臣師徒之間的情分便開始了,那是幾十年積累的信任。而一直以來,李昉對于劉旸,也突出一個“忠節”,屢次因為太子的事在世祖那里受委屈,但從來是甘之受之,太子迫于形勢不敢為其說話而產生愧疚之情事,還是李昉反過來勸慰他.

若說劉旸視李昉如父,那的確是過了,但對李昉的那份尊重與信任,卻是絲毫不打折扣的。因此,聞李昉之薨,可想而知劉旸是何等心情。

不過,聞泰山崩而色不變,這是劉旸經歷無數錘煉出的心理素質,因此面上并不能看出什么來,只是在下令返城后的第一件事,劉旸選擇了去李昉府上。

曾經還是太子時,劉旸見過無數次世祖皇帝哀故人凋零,嘆歲月無情,當時只是陪著感嘆,這些年也見多了生死,然而到今日,站在太傅府靈堂,站在李昉的棺槨前,劉旸方才隱隱體會到當初的世祖皇帝是怎樣的感受。

鄭重地朝著李昉的棺槨拜了拜,劉旸問道:“李師辭世前,可有什么話留下?”

眼下在太傅府中主持事務的,乃是李昉的三子,秘書郎李宗諤,這是的李昉最出色的兒子,進士出身,靠才干任官,不像其他幾個兒子,徒以家世蔭補,在地方做著一些州縣級佐官。

聞皇帝問,李宗諤悲傷難以,泣聲道:“回陛下,家父臨終前,別無交待,只道生逢圣明之主,此生無憾,含笑而逝.”

“這樣的交待,卻也不失為一種安慰!”劉旸聞言不禁唏噓,感傷地說道。

雖然李昉家里并不拮據,但劉旸還是特地讓少府撥款500貫,貼補喪事之費,這個數目,對劉旸來說,已經很大方了。

而給李昉身后哀榮中最重的一項恩典,則是劉旸追贈其為“饒國公”,即便這只是追封的虛銜,甚至連俸祿都不用出,更別提傳承了,但也足見皇帝對李昉的追懷。

當然不會忘記了他的子孫,所有兒子都有適當的升拔,尤其是秘書郎李宗諤,升任知制誥,這是個靠近大漢權力中樞,位卑而權重的官職。

春風送暖,伴著無限風光,卻帶不走劉旸心頭的淡淡感傷。垂拱殿內,劉旸斜倚在軟椅上,手里翻閱著一本書冊:《文苑英華》。

這是由李昉帶頭,率三館學士、博士們共同編纂成書,輯南朝梁末至當朝開寶時期詩文,共1150卷,這也是李昉這幾年的重點工作。

不管是沽名釣譽也好,還是其他原因,從開寶時代起,朝廷便敕重資,延攬博學,編纂大書。

比如成于開寶中期的《開寶總類》,那是一本包羅萬象,堪稱當代百科全書的鴻篇巨著;又比如記錄了諸多軼聞瑣事、神仙鬼怪、名物典故的集《開寶廣記》;

還有便是這本《文苑英華》,與前兩者,合稱開寶時代“三大部書”。

《文苑英華》最早成書于開寶晚期,不過當時詩文記載只到唐末,不過等劉旸繼位之后,又下令增纂,將“三代十國”到高祖、世祖期間的優秀詩文一并錄入,到去年初方才成書。

對詩文,劉旸并沒有太多研究,他從小學的,都是怎么治國理政、怎么當太子半君的實用學問,不過,并不妨礙他翻閱,也算是對李太傅的追懷。

不過,翻了翻,劉旸卻發現問題了,抬眼問時候在身邊的內閣學士王旦:“為何不見太傅的詩文?”

對于此事,王旦顯然知情,道:“稟陛下,李公謙懷,以自己才學不足,詩詞庸俗,難登大雅之堂,更不敢與先人并列,因此拒絕在《文苑英華》上登載詩文”

聽到這樣的解釋,劉旸卻搖了搖頭,道:“太傅自謙是一回事,然若太傅詩文都不錄入,讓其他人情何以堪?將太傅的詩文也添補上吧,否則,豈不顯得我大漢無人,不能與唐相列?”

“陛下所言甚是!”王旦當即應道。

沉吟了下,王旦主動拱手道:“陛下,還有一事,請陛下示下!”

“講!”

王旦道:“太傅薨后,《世祖實錄》之編纂,還需另擇人主持!”

《世祖實錄》,光看名字就知道是本怎樣的書籍了,當然,一直是在編寫的,只不過世祖在世時,總是多些顧忌,因此,劉旸登基后,關于《世祖實錄》的整理編寫,也提上了日程。

要知道,世祖統治了大漢整整四十五年,這么漫長而穩定的時間里,發生了太多事,各種記載也浩如煙海,即便有一份已經寫了幾十年“草稿”,但要將之匯編成書,需要耗費的時間、人力、財力也是巨大的。

這件事,還是由李昉作為總編,主持把控進度,但到死,還未成書

對于《世祖實錄》的編纂,劉旸當然也是格外重視的,在他的眼里,世祖身上有太多東西值得他學習了。如今,已然無法言傳身教,就只能在歷史的記憶里,去總結揣摩了。

因此,只稍加考慮,便吩咐道:“以集賢殿大學士柴禹錫為《實錄》總編,另賜內閣大學士,御前顧問!”

“是!”

進入雍熙時代后,大漢帝國才真正進入到一個文化盛世,這是由皇帝的好惡決定的。世祖皇帝雖然尊重文臣,尊重學問,但對于傳統士林總是帶有一種鄙夷的態度,而且常有一些離經叛道的言論、作為與政策。有的時候,甚至讓人不敢說話。

相比之下,劉旸就要寬和多了,即便他也是個實用主義者,但還能維持一個體面,對傳統士林至少有個“公正”的態度。

從雍熙三年起,另一本政事歷史百科全書性質的類書,也開始編纂了,垂垂老矣的內閣大學士徐鉉,仍撐著一把老骨頭,掛著總編銜。

不只是編書這種政策性活動,過去的幾年時間里,在京中也可以看到一些極其明顯的變化,各類詩詞文章多了,各種文會多了,更重要的是內容,不只是風花雪月,歌頌盛世,敢于議政,且言之有物的也多了.這些,在世祖時代,是很難出現的,即便有,也多隱晦,除非是像柳開、王禹偁那般走務實求是派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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