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千零三十二章 很大宋

元豐三年三月朔，王珪上奏：“臣領祥定官制所考議，以為大者建立三省：中書造命，行無法式事；門下審覆，行有法式事；尚書則奉行。”

“又分班奏事，各得其職。所以分列執政，而互相考察，此改制正名之大統也。”

“其下改革銓選制度，流官銓注，授職事者，皆以寄祿官品高下為準；”

“再其下，則行《唐六典》所載官制，頒三省、樞密院、六曹條制，逐漸下抵諸路，依新制施行。”

“從唐至今，已歷百年；兩朝承棄，待考而證。雖國朝綱統，事務繁雜，然如此自上而下，以臣計，兩年即可水到渠成。”

趙頊對時間表和操作步驟比較滿意，點頭道：“辛苦王相公了。”

王珪繼續奏道：“改制大事，干系官民，震動中外。臣以為，當以信為先，以跡為示。故應先取其易者，大者，再取其難者，細者。”

“商鞅立木，燕昭市骨。”

“故臣等雜取唐及宋初舊制，以原散官開府儀同三司以下，定為二十四階，特上《元豐寄祿格》，供陛下御裁。乞請先行，以正官品。”

趙頊打開看了，點頭道：“王相公高風亮節，這個《寄祿格》，對元弼之臣推重崇隆，深孚朕望，便照此辦理吧。”

真當得起高風亮節四個字，王珪本身階官不高，以階易官之后，其實是要吃一個小虧的。

但是對于那些舊臣，老臣如文彥博，富弼，呂公著他們，階官轉遷早就累積到了極高，因此趙頊說《寄祿格》推重元弼之臣，的確是事實。

王珪心中暗喜，躬身道：“領圣旨。”

蘇油的職務雖然還沒有下來，但是也很忙。

章惇的第三次謝表被拒絕后，第四次詔下，便乖乖領了參知政事之職，成了大宋光榮的末位常委。

而蘇油這里卻發生了蹊蹺，第三次謝表上去之后，第四次詔書，也就是正式的那次詔書，遲遲不下。

蘇油也不上心，跑汴京周邊官馬場考察去了。

季春的汴京郊外，風光無限。

汴京京郊有牧監，歸群牧司管轄。

群牧司在宋、遼，西夏政府皆有設置，是掌管國家馬匹的牧養、繁殖、訓練、使用和收買、交換等事務。

官有群牧制置使、群牧副使、群牧都監等。

那兩個國家本來就是游牧國家，人家的群牧司，是正兒八經的“甲兵之本，國之大利”。

而到了大宋，光管理馬政的機構就不下三處，但是卻并沒有收到什么好的效果。

太仆寺，掌管皇室的用馬。“后妃，親王，公主，執政官應給車乘者。視品秩而貢之。”騏驥院，就是專門給皇家養馬的部門。

群牧司，掌管的是對國家馬匹的飼養，調用。即“邦國廄牧，車臾之政令”，驛傳，軍方，礦監用馬，多從這里邊調撥。

茶馬司，則管理市馬。除此之外，還有對病馬老馬的處理，以及監督牧馬的機構和民間的養馬制度，主要管民用和民間征調。

政出多門，非常的具有大宋特色。

但是婆婆雖多，馬卻始終養不好。

太仆寺坐擁天下第一等的好馬，常常是不惜重金獲得，然而到了騏驥院之后，要為皇家服務，第一條就是要馴服。

去掉蛋蛋，將駿馬變成慢悠悠的寵物，是騏驥院的首要目標。

他們也的確做到了。

群牧司也很苦，要在內地養馬，用的又是傳統養馬法，理所當然地引來地方親民官和老百姓們的抵觸。

最關鍵的，群牧司的官員們，坐擁如此廣大的豐美土地資源，養出馬來是國家的，種出糧來是自己的，所以種地它不更香嗎？

于是在他們的上奏里邊，官地被私分了，人浮于事，官馬場的地都在賬簿上，其實大部分都被民田給侵占，地方官員和老百姓也不配合，結果牧地農地根本分不清楚，沒辦法好好養馬，臣等盡力了……

在這樣的背景下，關西、河北、河東雖然都有馬監，但出欄數量卻少得可憐。

以同州沙苑監為例，牧場九千余頃，歲耗四十萬貫，但養馬只有六千多，歲出欄最低時，竟然只有四十余匹！

若非馬政如此不堪，王安石也不會下決心搞保馬法——變賣馬場，改由民間來養馬，政府有養馬補貼，成馬政府統一回購。

結果搞得農耕地區怨聲載道——一匹馬，“廢水草豐茂處五十畝”，這么高的土地占用率，死了還得賠，這樣還養，這特么不是失心瘋了嗎？

官府拿著牧馬地種糧，我們為什么不行？承包原本官馬場的土地之后，當然是種糧為主，至于養馬……呵呵別鬧！待俺們吃飽肚子再死！

于是從大宋馬監和民間出欄的馬匹，經過挑揀后，最多只有六分之一能成為可騎乘的坐騎，剩下的雖然仍算是軍馬，但其實只能充做郵傳驛馬之用。

就像蔡確上給趙頊奏章里說的那樣，“河南、北十二監，起熙寧二年至五年，歲出馬一千六百四十匹，可給騎兵者二百六十四，馀僅足配郵傳”。

南方就更加不堪。

福建沿海，泉州、福州、興化軍的外島上，有十一個牧場。但這些馬被稱為洲嶼馬，不堪具裝，只能做驛馬；

而華南，兩廣出馬，加上大宋同西南夷和大理國交易的馬匹，也大多駑駘下乘，肩高能達到四尺二寸這個大宋戰馬最低標準的，百中僅有一二。

這種馬被稱為羈縻馬——大宋朝廷購買這些馬匹，很大一部分原因便是為了收人心，羈縻西南夷。

至于從青唐藩人買來的高原馬，從青藏高原下來后容易生病，也不適合平原作戰。

所以，不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卻指望靠私人承包責任制，就能源源不斷的喂養出海量的戰馬，是純扯淡。

于是宋境內幾乎出現了一種共識，就是宋朝養馬，具備先天的弱勢——“冀北、燕、代，馬之所生，胡戎之所恃也”。

真正上好的能大批供給戰馬的養馬地，只能是東北和西北。

從北到南，從西到東，馬種質量依次降低。

即所謂“薊北之野”，“甘涼河套”，必得“高寒之地，有長山大谷，美草甘泉，曠地千里，而諸畜繁孳也。”

漢唐皆是擁有了這兩片土地，才能組建起大規模的騎兵部隊。

但大宋立國后，這兩塊地方，一個早已被契丹人奪取，而另一個，則在黨項人手中。雖然每一代皇帝都鼓勵全國各地養馬，但成果寥寥。

江南氣候不宜養馬，比如饒州孳生監，熙寧年間“所蓄牝牡馬五百六十二，而斃者三百十有五，駒之成者二十有七”。

數年之中，將五百六十二匹馬，養成了不足三百匹，實在是令人哭笑不得。

因此便有人以此為據，認為“非本性所宜，例生諸病，因致傳染。”

一匹馬得病，一月之內就會感染一群，造成大量死亡。

然而這些說到底還是技術問題，群牧司，還存在一個嚴重的弊病——它近十年來壓根就沒怎么管理過馬政，人家現在充當著發改委的職能！

當年王安石第一次入京，就領了群牧司的職銜，之后一直在那里發揮著改革先鋒的作用。

后來呂惠卿到了司農寺，于是群牧司和司農寺，成了制定新法的地方。

里邊的人員，也都是心懷天下的大人物，天文地理道德文章，什么都懂，只除了養馬和種地。

名實不副，同樣很大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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