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百一十六章 分析

《明天歷》這玩意兒，臣與族兄，義兄，妹夫，圖書校檢員沈括，還有倆天方過來的老外天文學家都聊過，因為沒有考慮歲差，到如今的確有些不準。

不過推算月食這種基本操作，對司天監來說應該不存在不準的問題。

大家伙這才反應過來，我靠蘇探花和他說到的這幫子，大概就是如今大宋最頂級的天文學者了，陛下，要不這事情，交給蘇油來辦？

蘇油翻著白眼表示更造新歷不是什么大問題，查明地震當夜是否有月食也不是問題，不過這些問題，現在都不是重點。

大家伙這才反應過來，自以為是地認為蘇探花當真是為了國家操碎了心，對對對，新歷不是如今的重點，如今的重點應該是——陛下，該求直言，求缺失了！

蘇油都快哭了，都怪我沒說清楚，可我哪里是這個意思？！

然而大家卻熱烈地響應蘇油的“號召”，紛紛開始上言。

呂公著開口，陛下，以往人君遇到這樣的情形，一般情況下，恐懼憂思，都會獲得后福；簡慢誣委，就會帶來禍患。上以至誠待臣下，則臣下就會思盡誠以應之。上下盡誠，而變異不消者，未之有也。

所以陛下應該去偏聽獨任之弊，不主先入之語，不為邪說所亂。

“顏淵問孔子如何為邦，孔子以遠佞人為戒。”

“因為佞人唯恐不合于君，所以輕易得親近；正人唯恐不合其義，所以容易被疏遠。所以君王只有秉持公正，才能有效治理國家。”

新任知諫院錢公輔說道：“我說點實際的吧，祠部每遇歲饑河決，都要靠售賣度牒以佐一時之急。所以度牒這東西很值錢很重要，我懇請陛下從今天開始，皇帝皇后太后太皇太后過生日，恩賜度牒紫衣的時候減半，稍去剃度之冗。”

司馬光說道：“人不易知，天下三百馀州，想要精挑細選，的確很難，陛下要先精擇十八路監司，然后監司擇知州，知州擇知縣，得人多矣。全國官員擇選得當，自然國泰民安。”

趙頊想起一個問題，橫打一茬：“那要是諫官難得人，又該怎么弄？”

司馬光說道：“凡擇言官，當以三事為先：第一不愛富貴，第二重惜名節，第三曉知治體。”

“不過同時具備這三樣素質的，也很難得。以臣看來，鹽鐵副使呂誨、侍御史吳景，還有……”

說完看了蘇油一眼：“判將作監蘇油，此三人似堪其選。”

趙頊心底下默默搖頭，前倆倒罷了，蘇油還是先給朕掙錢比較好，可惜朕的神機營，一場地震，一次洪水，又沒了……

這才想起河北災情：“還是先說救災吧。”

文彥博說道：“河朔地大震，當命沿邊安撫司及雄州刺史，察候遼人動息上報。并賜壓死者緡錢。”

曾公亮說道：“河北人丁損失巨大，請減河北囚罪一等。”

司馬光說道：“饑饉之歲，金帛無所用，惟食不可一日無耳，宜多漕江、淮之谷以濟之。”

蘇油趕緊擺手：“金帛亦當用，看如何用而已。江淮之谷，僅靠官漕未必足河北之用。請陛下效陜西鹽法，以胄案將作最近生產的銅器誘商賈糶糧谷入河北，憑官引于京中領取銅器，他們必然踴躍。”

王安石道：“明潤所言有理，除了誘之以利，還可以誘之以名，乞降空名誥敕七十道付河北安撫司，募民入粟。”

曾公亮說道：“河朔災傷，國用不足，之前大家商議，乞今歲親郊，兩府不賜金帛。”

蘇油心中咯噔一下，糟糕，又要開吵了。

郊祀之禮時賞賜過濫，耗去了政府大量財產，這的確也是北宋財政的一個問題。

政府財政支出過多，冗兵、冗官、冗費等是造成國家財政緊張的直接原因。

果然就聽司馬光說道：“救災節用，本就應當從貴近之人開始，兩府辭賜，陛下應該同意。”

王安石卻表示反對：“昔常袞辭堂饌，時議以為袞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而且現在看來，國用不足，并非當今之急務。”

常袞是唐代宰相，堂饌就是政事堂配發的工作餐。當年常袞帶頭不吃工作餐，表示替國家節省費用。時人譏笑他要是自知無能，那就當老老實實推辭宰相職務才是，推辭工作餐算什么？

司馬光說道：“常袞辭祿雖然不算什么，但是也比那些持祿固位的人賢明。再說國用不足正是當今急務，安石這話，說的不對。”

王安石說道：“所以不足者，那是因為未得善理財之人。”

司馬光反駁：“善理財之人，不過頭會箕斂，以盡民財。民窮為盜，非國之福。”

王安石說道：“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

司馬光冷笑道：“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

“所謂不加賦而國用足，說白了，不過是設法陰奪民利，其害更甚于加賦。別以為我不知道這是桑弘羊欺騙漢武帝所說的話，史遷書之，是為了凸顯其不明，后人豈能效仿？”

兩人爭論不休，眼看朝堂上又得吵起來。

蘇油出列：“陛下，臣有言。”

一般派往蜀中的官員回京后，背上都會貼上個“懂經濟”的標簽，何況這娃是蜀中土生土長起來的，四通商號，聽說與之淵源頗深。

九歲就跟著老計司張方平，十歲跟著趙抃一路探索“蜀中模式”，入仕以來，政績中軍事民生占了三分之一，經濟怕是占了三分之二，要說如今朝堂之上誰對于經濟之道最有發言權，怕是非蘇油莫屬。

趙頊于是點頭：“對了，蘇油舉措胄案匠作，官民稱便，那你說說，兩位學士之言，到底誰有道理？”

蘇油拱手道：“陛下，漢唐之時，民力丁口，主要在務農，量丁授田，國家計畝按丁，增一丁則多一丁稅，增一畝則得一田賦，國用所賴，大抵如是。故而司馬公說桑弘羊之言，乃欺騙漢武帝，這話大體是沒有錯的。”

眾人都是暗自點頭。

接下來蘇油話鋒一轉：“然而這已是千年之前的情況，于今是否還是如此呢？”

“胄案清點歷年經濟統計，兩漢之時，工商于國家歲入的比例，不過二三；有唐一代最好的年歲，不過三四；而我大宋立國百年至今，將鹽，沽，茶，冶，市易，計司和皇室管轄的左右庫，內藏，封樁，以及地方公使納入歲入合計，工商之入，已占十之六七！”

“故而司馬學士之言，于兩漢是為真理，到今天，卻值得商榷了。”

“為什么呢？因為農時是固定的，而工商產出，則是不固定的。”

“北方種麥一季，南方種稻兩季，就稻麥而言，地不可增，則農賦不可增。”

“工商則不然，如果將工坊比喻成土地，金融流通比喻為水渠，產品比喻為稻麥，則其產出，完全依賴與生產與銷售效率。”

“就以蜀中產鹽來說，十五年前，蜀鹽開始枯竭，這就好比農業遭遇旱情，然而自深井打出，工藝改良，大船造好之后，如今蜀中，鹽產量比十五年前，所增不下十倍！”

“即便這樣，市場遠沒有飽和，鹽價至今未降，為什么呢？因為有很大一部分用在了別處。”

“或者用于庫藏，作為鹽鈔寶鈔的對等質押品；或者作為原料，用于生產其余物資。不管如何，司馬學士所言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之論，適用于千年之前，卻不是如今的現狀。”

蘇廚 第五百一十六章 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