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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大人在大會剛剛閉幕聽到李曉峰當選為蘇聯國家主席和軍.委主席的消息之后就永遠的閉上了眼睛。聞聽到這個噩耗之后，李曉峰也是很不舒服，之前就提到過多次他對導師大人有一種別樣的感情，導師大人不光是他的領導前輩更是父親和老師，現在導師大人走了，李曉峰有種失去親人的感覺。

很快，李曉峰親自掛帥成立了列寧同志治喪委員會，他親自任挑頭，托洛茨基和斯維爾德洛夫任副組長，只要是蘇聯還健在的老一輩革命家幾乎系數登場。對于蘇聯來說導師大人的身后事絕對是頭等大事。

按照列寧生前的遺愿，他的遺體將被火花然后安葬在紅墻之下。雖然也有一些老革命要求保存列寧的遺體，但是都被李曉峰委婉的勸阻了，列寧的精神將永世長存但列寧的遺體卻不需要這么對待，太不人道！

列寧的逝世不光震動了全蘇聯以及整個陣營，連帶著還震動了全世界，不管是美國也好英國也罷，只要是有頭有臉的國家全部派出了特使前往莫斯科吊唁。也許這其中很多人都不喜歡列寧，但是不管是誰都不能否定他對于俄國以及世界的影響，他所倡導的革命實實在在的改變了這個世界。

最后憑吊列寧的人群高達上百萬，蘇聯各地的人民涌向了首都，所有的人都想最后送一程這位老人。列寧的棺木由李曉峰等新一屆政.治局常委抬出了克里姆林宮，那一瞬間紅場周邊響遍了哭聲，經久不絕。

整整一個多月的時間里，全蘇聯都沉浸在悲痛之中，列寧幾乎就是蘇聯和這個時代的象征，他的突然離去讓人們心里空落落的，人們還不習慣沒有列寧的存在，總覺得不是那么安心。

李曉峰剛剛上臺所面臨的就是這么一副局面，對他來說唯一的好消息是幸虧列寧堅持到了大會結束，如果在大會之前列寧就走了，那所造成的影響和震動將更加的顯著。

1950年5月，李曉峰在等待了33年之后，終于登上了蘇聯最高權力核心的寶座。一個擁有近兩億人口的超級大國壓在了他的肩上，在未來十幾年內，他將肩負起帶領蘇聯前進的重擔，實話實說這幅擔子很沉重。

因為李曉峰需要解決的問題太多了，經濟改革要繼續，體制改革也要開展，還要面臨錯綜復雜的民族宗教矛盾，更關鍵的是另一個超級大國美國還在臥榻之側舞刀弄槍，這一切的一切都需要他去解決。

那么李曉峰將從哪一點入手呢？可能有同志要說先動經濟，必須放棄計劃經濟的老一套，不然蘇聯必然是死路一條。這話可能沒錯，但是卻并不是最佳選擇。

經濟問題當然是頭等大事，這關系到國計民生，但是解決經濟中存在的問題決不能只靠一朝一夕，李曉峰想要進行的是漸變式的改革而不是驟變的改革，前者更加溫和和穩妥，更適合蘇聯當前的情況。

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經過近二十年的發展，蘇聯已經習慣了計劃經濟的模式，這個模式不說根深蒂固，但肯定是擁有廣泛的群眾基礎的。大家都習慣了這種模式，這種模式下不說生活得多么好，但基本上是衣食無憂，大家都有飯吃有衣穿有房住，可能這三項跟資本主義中產階級沒辦法比，但比沙俄時代還是強百倍，對于這樣的生活下層老百姓是滿意的，而你貿然跟他們說要改變，絕對會引起動蕩，而蘇聯現在最不需要的就是動蕩。

在李曉峰看來最好的改革就是春風化雨潤物細無聲，不需要大鳴大放不需要大吹法螺，最好是不知不覺就完成了改變。當然，這種最理想的狀態從來都是不存在的，因為一個國家到了需要作出改變的時候，往往都是非常危險的時候了，這種時候需要大魄力大刀闊斧的手段進行轉變，手段不激烈是不行的。

不過李曉峰認為蘇聯還沒有到那一步，此時的蘇聯還在享受之前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帶來的生產力大躍進的紅利，這份紅利按照歷史規律大概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就會被啃得一干二凈。而現在還處于紅利高峰期，到了五十年代末，越過這個高峰之后，就要開始走下坡路了。

中國古書說治平比治亂更加難，而李曉峰所要面臨的就是治平的局面，大多數人還看不到危險，自然沒有改變的動力，這個時候強按牛頭只會有反效果。所以過于激烈的改革措施是不合適的，得一步步來。

所以在這一個五年之內，經濟結構李曉峰不會做大刀闊斧的修改，而是會甩出一些誘餌式的改革措施，比如允許小規模的私有經濟出現，比如小商品經濟什么的。先給之前很僵化的小商品流動領域注入一點新鮮血液，因為在這個方面蘇聯當前的模式真心是很糟糕。

對于蘇聯的家庭主婦來說最煩惱的事情就是購買生活物資，柴米油鹽醬醋茶這幾樣在蘇聯統統按人頭按定量供應，有錢沒有供應票那也是買不到東西的。但是蘇聯這個按量供應從來都是緊缺的，也就是說買什么都得排隊，去晚了那就明天趕早來排隊吧！什么？你說家里等米下鍋，對不起不能通融，這個國家計劃規定的，誰讓你不早點來排隊呢？

蘇聯的政治笑話里關于這方面的內容實在是太多太多，老百姓對于這種蛋疼的供應制度實在是吐糟不已，但為什么一直沒有大的改變呢？原因非常簡單，遭罪的僅僅是老百姓而已，對于官僚特權階級來說，隨隨便便就可以開后門，買東西從來都不算為難。

所以說改革這個玩意兒總有人有一個誤區，總以為要改變的是老百姓，這尼瑪不是扯淡，小老百姓根本不能決定國家大計方針政策，能做出決定的從來都是上頭的精英們。而恰恰需要作出改變的是那些精英，因為老百姓從來都只能被動服從從來都處于弱勢地位，處于強勢地位的精英們說什么就是什么。整個國家的利益分配方式是抓在那些精英的手里，而不是老百姓手里。

在這種不對等的情況下，老百姓能夠決定什么改革？這么說吧，改革就是對既定的利益蛋糕做重新分配，而在這塊蛋糕里面，老百姓能占多少？往往是到了需要改革的時候，總是社會貧富差距懸殊，一小部分吃得滿嘴流油，絕大部分在掙扎的時候。也就是說要改革的對象絕對不是老百姓，而是那一小部分朱門酒肉臭的家伙，必須將蛋糕從他們嘴里搶下來，多分一點給普通人。這才是正確的改革方式。

如果改革的目標對準了本來就過得比較艱難的老百姓，那這就不叫改革那叫做搶劫和刮地皮。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后世印度的換票措施。那真心就是一次赤果果的刮地皮行動。舊鈔換新鈔突然不說，只給極短的兌換時間也不說，僅僅是公民憑身份證明去銀行兌換就值得大力吐糟了。

為什么呢？可能在很多同志看來這沒有問題嘛，墓地搞換鈔打的就是打擊貪腐和逃稅的名頭，就是想將那些來歷不明的黑錢逼出來。用身份憑證合法兌換沒有什么不對嘛！

這個世界上有一種情況就叫程序正確實質錯誤，墓地的搞法就屬于這種情況。因為印度這個國家太特殊了，十幾億人中間可以說大部分都是文盲，這真不是開玩笑的，雖然印度自己官方給出的數據是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文盲率（僅僅是這個數據就很嚇人了），但是這個數據沒有任何意義，因為什么叫文盲這個標準不好界定，說不客氣點印度的那個脫盲標準真的是相當的低，會26個字母會寫自己的名字在印度就可以不算文盲了。這個標準低得讓人發指，如果按照正常的標準算，印度至少有七八億文盲，也就是說印度的文盲率很有可能在60以上！

可能有同志又要問了，文盲跟你之前說的有什么關系？別著急，慢慢來，因為文盲是很痛苦的，很簡單的一件事，文盲去辦各類證件就相當的蛋疼，各種表格你不會填，你就很可能申請不來有效的證件，沒有有效的證件就無法去銀行開戶，而無法去銀行開戶就意味著你沒辦法合法的將舊鈔兌換成新鈔。

說到這里，大家都應該秒懂了吧。對于大量底層的印度人來說，因為沒有身份證件自然不可能有銀行戶頭，所以在這一輪迫切的兌換舊鈔中根本就不能換錢。等于說，他們之前辛辛苦苦積攢的一點血汗錢就被“蒸發”掉了。這不就等于是刮了一層地皮么？

可能有同志會說，墓地這實在打擊、逃稅和洗錢，應該還是有效果吧？恐怕這個效果也是很難說的，什么、逃稅和洗錢其實基本上跟印度的基層老百姓沒啥關系，他們沒有這個能力。有這個能力的恰恰是印度的精英們，只有他們才可能才可能逃稅和洗錢。而墓地的換鈔打擊他們恐怕也很難。

因為這一批人基本上控制了印度的國計民生，他們很容易將自己手里的舊鈔轉嫁給那些可憐的基層老百姓，很簡單的一點，老百姓買東西的時候，他們可以選擇只接受新鈔但是找零的時候卻只給舊鈔，要么接受要么你什么都買不到。如此一來老百姓就得不斷地重復去銀行排隊換鈔票，也就有了新聞上喜聞樂見的那一幕幕。

不過話也說回來，三哥的忍受力真心是非人類級別的，換做別國老百姓遇上了這種公然搶劫的行為早就造反了，但他們卻最多就是自殺以示抗議，真心是奇葩。

說到這兒，有同志又要反駁了，印度的民意測試不是說百分之十的公民都對換鈔感到滿意嗎？你這不是瞎說么？對此，唯一能說的是美國的民意調查還顯示希拉里必然當選呢！最后上臺的是誰？

所謂的民意測試，很多時候都是幌子，都是負責這項工作的所謂民意測試公司進行的，只要你出錢就能抽查特定樣本拿出特定的數據。甚至其調查問題也可以是充滿引導性的，按照他們的測試問題這一套走下來，不知不覺就會掉坑里了。所以這個東西別太當真，聽聽就好。

簡而言之印度發生的事情真的只能用坑爹來形容，問題是這個世界上很多所謂的改革結果最后都是坑爹的，因為那些統治者既想做出改變，又不愿意過分的傷害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蛋糕始終只有這么大，改來改去最后還是老百姓遭殃。

所以改革最應該明確的一點就是對誰開刀，這個對象的選擇很重要，從維護穩定促進團結的角度出發，肯定要維護最廣大的群眾利益，而前面說了最廣大的群眾始終是弱勢群體，為弱勢群體維權需要的不僅僅是勇氣，還需要有想法，有力量和有手腕。

那讓我們來看看李曉峰現在的情況，他有這個想法嗎？沒想法還談什么改革呢？某仙人想要混日子實在不要太簡單了。那么勇氣呢？這個肯定有。再看他有力量嗎？剛剛成為蘇聯最高領導人的他說有力量那確實有，但請注意布爾什維克始終是集體領導制，不是哪一個人說話就算的，至少在這個時空是這樣的。所以李曉峰要想改革，那首先還是要爭取最廣泛的支持，獲取足夠的力量，實際上這就是所謂的手腕了……

天兵在1917 6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