亂清 第六十八章 應激反應
鐘王說道:“問孫東謀,圣祖三次親征準格爾,是否多余?是否不該?”
孫東謀的額頭碰地有聲:“回皇上的話,圣祖天縱英明,臣,臣鄙陋……”
鐘王說道:“問孫東謀,朕覺得寫字做文章,也十分之‘瑣碎繁細”,是否可以通通交給臣子去辦,朕從此不須學寫字、學做文章了?”
孫東謀的額頭已經碰得青了,語不成聲:“臣荒唐,回皇上的話,臣荒唐,臣荒唐……”
鐘王說道:“孫東謀,旨意的話已經問完了,你有什么話回奏嗎?”
孫東謀驚魂不定,喘了幾口氣,顫聲說道:“總是臣不讀書,所上折議……愚鈍鄙陋,粗疏荒唐,臣……知錯了,嗯,這個,圣學淵深,非臣等可窺,醇親王所奏加皇上‘兵事,、‘洋務,功課事,臣……附議。”
鐘王點點頭,是滿意的神情,說道:“好的,我會代奏。”
小伙子自覺差使辦得漂亮,昂首闊步地出了詹事府,興興頭頭地回宮繳旨了。
可憐孫東謀汗濕重衣,幾乎站不起身。整個詹事府的人都呆若木雞,居然也沒有人上來扶他一把。孫東謀好不容易自個站了起來,喪魂落魄,走了幾步,一個趔趄,竟然又摔了一跤。這時才有人趕快過來,將他扶了起來。
詹事府里這番疾風驟雨,將言路上還存著異樣心思的守舊派徹底打蔫了。
孫東謀沒有受到任何處分,但這番刁橫狠辣的“問話”,逼得人無地自容。比什么處分都嚇人。而且,出于詹事府大堂之上,“殺雞儆猴”的“立威”意味極其明顯。
朝野上下,都有共識:加皇上“兵事”“洋務”功課。上位者的決心是堅定不移的,繼孫東謀而起的,遭受的,肯定就不是痛罵,而是暴打了。
也是關卓凡運氣好,最早跳出來發難的。只是一個詹事府的右庶子。
言路所謂“翰詹科道”,“翰”是翰林院,“詹”是詹事府,“科”是“六科給事中”,“道”是御史道。其中,六科給事中和御史道都屬都察院。在翰林院、詹事府、都察院三者中,翰林院地位最高,都察院權力最大,而位置最尷尬、最不重要的,就是詹事府。
詹事府最早是太子的輔佐機構。康熙廢儲之后,“太子”二字便不存于清朝政治,詹事府的本職消失,蛻變成一個純粹的清秘之地。在功能上,詹事府和翰林院其實是重疊的,分翰林院的一點活兒來干。有資格進翰林院但暫時進不去的,在這兒先打打雜。
就是說,這其實是一個可有可無的機構。
原時空光緒二十八年,即1902年,改革官制,實行新政,第一個被裁掉的,就是詹事府。
如果孫東謀供職的地方是翰林院或都察院,就不好派人跑進去大庭廣眾地指著鼻子罵了。
這種方式的打臉,左右人等冇也會疼痛。連帶著整個部門跟著丟臉。丟翰林院和都察院的臉,打擊面太寬,難免使人起狐悲之念。遭受池魚之殃的許多人地位重要,其中還有立場和己方接近的,不利于建立“統一戰線”。
可如果不在一個有象征意義的場所。當眾對孫東謀“下手”,威懾力就不夠。
詹事府就是這樣一個不過不失、恰到好處的場所。
鐘王來辦這個差使,幾乎是最好的選擇。近支郡王的身份,對外可以強調,這道旨意代表皇族也即最高統治集團的意志。同時,年紀輕,辦這種差使不算份;年紀更大、地位更高的王爺,未必肯辦這種差事。
還有,鐘王口齒伶俐便給,如果換了別的人,比如醇王,就算肯干這個差事,分量也更重,可是說話結結巴巴,氣勢上未免不足,效果就沒那么好了。
當然,加皇上“兵事”、“洋務”功課的折子是醇王上的,不能由他自個來罵人。
孫東謀其實沒有什么背景,真正有背景的人,反倒站在后面,觀風望色。
翰林院的掌院學士是倭仁,以自己同為“弘德殿行走”,有瓜田李下之嫌,從頭到尾,一言不發。掌都察院的新任左都御史潘祖蔭,明確表達自己的態度:支持醇王;但是,這只是他個人的意見,“諸公請自行其事”。
所以,這個事情,從一開始,反對派就沒有一個主心骨。沒有大樹可以依靠,行動起來,自然猶猶豫豫,瞻前顧后。
等見到朝廷的疾聲厲色,清楚再做仗馬之鳴的后果,便偃旗息鼓了。
這一關,關卓凡過的意料之外的輕松。
關卓凡認真分析,認為除了自己事先的種種布局和事后的凌厲態度,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因為美國平叛大捷,這個時候,也即1865年前后,本時空中國人的心態,和原時空中國人的心態,已經不一樣了。
原時空,國人的心態,是失敗者的心態;本時空,國人的心態,是半個勝利者的心態。
關卓凡以為,原時空的排外,除了觀念的守舊,很大程度類于生物的“應激反應”,是一種失敗者的自我本能防護。
因為恐懼而抗拒,自我切斷和外界的溝通、交流,以自我想象和強化出來的優越感,維持本體平衡,構筑防護罩,以使自我能夠在劇烈變化的環境里生存下去。
“套中人”,其謂也。
或者叫:“排異反應”。
其實,中國的保守,大多數時候,只集中于“制度”層面;“器物”層面,對外一向是開放、包容的。
中國的器物文明,兼容并蓄,有無數的外來因子。這個傳統,直到明末,都沒有發生實質改變。
晚明的士林,對“格物”、“火器”、“兵學”,都有濃厚的興趣。后人很難想像,那個時候的儒生,居然有許多人醉心“設計火器”和“研究戰法”。紙面上的“新式火器”層出不窮,“新戰法”也時有所聞。
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有兩個。
一個是,對滿洲的軍事失利不斷,人們希望依靠新式武器扭轉戰局。
一個是,彼時,東西方文明開始發生直接的碰撞,中國人開眼看世界了。
當然,沒有基本數理知識和工業經驗打底,這些設計,“新式火器”也好,“新戰法”也罷,絕大多數荒腔走板,沒有實用價值,也基本沒有走出過書齋,走下過紙面。
但至少,那個時候,少有人把西方的先進技術,僅僅視作“奇技淫巧”。
彼時的中國,面對科學技術已經走在自己前面的西方,心態依然是平和的,依然還是強者的心態。因此,可以從容吸取覺得對自己有用的東西。
只是這種吸取的力度還非常有限。
西方對中國領先的幅度還有限,中國也并不真正了解這種領先的意義。畢竟,在發生中西對抗的時候,依靠地理和數量上的優勢,中國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解西方技術領先帶來的優勢。
無論如何,對外來的器物文明,彼時的中國,并不會發生“排異反應”。
彼時的中國,還沒有經歷自己無法理解的失敗,還沒有遭受這種失敗帶來的強烈刺激。
當終于劇痛于這種強烈刺激,不同體質的個體,發生了完全不同的“應激反應”。
日本的“應激冇反應”:拋棄這具為自己帶來痛苦的軀殼,掙扎化蝶重生。
中國的“應激反應”:縮進這具軀殼的更深處,作繭自縛。
為什么會有這么大的差異?
如果這種失敗發生在明末,而不是清末,中國又將如何反應?
歷史無法“如果”,關卓凡只能慶幸,自己做了一個歷史投機者能夠做的最正確的選擇:加入美國的內戰,并成為勝利者。
今、明兩天的更新做一個對調,今天兩更改一更,明天一更改兩更。(
亂清 第六十八章 應激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