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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偽”之辯(二)

更新時間:2020-06-21  作者:賤宗首席弟子
戰國大司馬 第20章:“偽”之辯(二)
關于儒家思想的“巧偽”,莊子向來是抵制的,因為那是“虛偽”的,不真實的。

但今日,他的弟子蒙仲卻提出了一個「偽勇」的概念,借寓言生動形象地闡述了「‘偽勇’在某些情況下與真正的勇敢并無太大差別」的觀點,這讓莊子受到很大的沖擊。

因為按照蒙仲在那則寓言中所說的,倘若那名薛人“順從懦弱本性”,那名商人就會被賊子所害——引申下來即是“弱者因為懦弱而助漲世間之惡”,這并不會使世道變得更好。

但是……

莊子皺著眉頭,提筆在一塊竹牌上寫下幾個字:儒家多妄言,惑人非道。

見此,蒙仲委婉地說道:“夫子,我以為世上萬物都有‘陰陽’兩面,凡事亦有正反利弊,儒家思想雖‘巧偽’,用「仁義禮德」迷惑世人,但未必沒有可取之處。……昔日鄭國有一人偷盜宋人之羊,被宋人抓獲,相鄰皆呼「鄭人盜羊」,難道鄭人個個都是盜徒么?恐未必。鄭國亦有「鄭莊公」那般的雄主,亦有「子產(公孫僑,法家先驅)」那般的賢相,且鄭國是首創將國法銘刻于銅鼎之上而使國法一目了然的國家。”

鄭莊公……

莊子皺著眉頭思忖著。

就像蒙仲所說的,凡事皆有正反利弊兩面,世人對鄭莊公的評價,就很復雜。

首先,鄭莊公是一名開明的雄主,善權術、輕禮義,而更關鍵的是,他作為周王室冊封的卿士——諸侯都是周王室的卿士,卻對周王室態度不恭,于是周桓王便伙同陳、蔡、虢、衛諸國聯合討伐鄭國,沒想到卻被鄭莊公帶著大將「祭仲」——前文「人盡可夫」典故其中的人物之一——等人,將周王室的聯軍擊敗,使周王室顏面喪盡。

鄭國因此成為當時中原最強大的諸侯國,而鄭莊公本人,亦被后世稱為春秋時代的小霸主。

正因為鄭莊公對周王室不恭,因此儒家弟子很厭惡前者,稱鄭莊公時當世“禮樂崩壞”的主要禍根之一,而一向對周王室很是恭敬的宋國,也因此與鄭國相互看不慣。

這也是鄭國與宋國后來戰爭不斷的主要原因之一。

PS:到戰國時代仍對周王室表示恭順,且仍維持著朝賀獻貢習慣的國家,就只有宋國與魯國。

然而,鄭國又是首個將國法明確“告知”于民的國家。

在鄭國之前,各國皆有各自的國法用來約束國民,但此時的國法,并不對外公開,倘若有人犯事,可能他到死未必明白自己究竟犯下了那條刑法。

更有甚者,此時的國法已成為權貴傾軋國民、平民的一種手段——反正國法不對外公開,我說你有罪那你即是有罪。

因此,當時各國的刑罰都很混亂。

在這種情況下,鄭國的國相「子產」決定改革,他在鄭簡公的支持下,鑄造了一只大鼎,將鄭國的刑書鑄刻在這只青銅鼎上,然后將青銅鼎擺放在王宮門口,讓全國的百姓都能看到這只「刑鼎」,看到他鄭國的刑書。

此后,鄭人都了解了本國的法律,趨利避害,而鄭國的權貴也不敢再借刑法之便傾軋平民,于是鄭國因此而變得強大。二十年后,晉國亦開始效仿,趙鞅與荀寅把范宣子制成的刑書也鑄刻在「刑鼎」上,將本國的刑書公布于眾。

對于這兩件事,世人的看法評價亦大不相同,道家、法家都很支持,但儒家的圣賢孔子卻竭力反對。

在當時亦是大國的晉國亦推出了「刑鼎」后,崇尚禮治、厭惡鄭莊公的孔子很不高興地對弟子說:晉國大概要因此滅亡了,國民知道了法律,只看鼎上的條文,不看貴族臉色,這怎么能顯出貴族的尊貴?

然而,晉國并沒有因為這個刑鼎而滅亡,甚至于,后來各國陸續效仿,終于使原本秘而不宣的刑書,公布于眾,很大程度上杜絕了一部分人借刑書而使自己獲利。PS:所以說“子產”是法家先驅,他在當時仍然崇尚“禮治”的時代,冒著極大風險推出了這項改革。

“這位鄭莊公,夫子如何評價呢?”蒙仲詢問莊子道。

莊子若有所思地點了點頭,他必須承認,鄭莊公是一位褒貶皆有的雄主,他耍手段殺死起初就關系不好的弟弟「鄭段(即叔段)」。

鄭莊公與鄭段乃是親兄弟,母親皆是「武姜」,區別在于武姜生鄭莊公時難產,經歷萬般痛苦才將其生下,而生鄭段時則是順產。

是故,武姜偏愛小兒子鄭段,而討厭鄭莊公。

而鄭段呢,仗著母親的疼愛,在國內橫行無忌,讓鄭莊公很是不喜,想殺掉弟弟甚至是母親,卻又唯恐遭到世俗的職責,于是想出一個計策,既放任弟弟鄭段,讓后者因此變得越來越狂妄、越來越跋扈,最終,鄭段與母親武姜聯合,試圖內應外合殺掉鄭莊公,奪取鄭國的君位。

就這樣,鄭莊公名正言順地用「討逆」的大義殺死了弟弟鄭段,還驅逐了他的母親武姜,立下「不至黃泉、毋相見也」的誓言。PS:然而過了幾年后,鄭莊公實在思念母親,又礙于自己的誓言,于是就挖了一條地道,在地下(黃泉)與母親相見,這即「黃泉相見」這個典故的由來。

耍手段殺弟逐母,此事盡顯鄭莊公的梟雄本色,但在治理國家方面,鄭莊公卻是一位明君,在他的治理下,鄭國當時非常強大,不怵晉、楚。

這樣一位雄主,若單純用“善、惡”或者“好與不好”在評價,就未免會有失公正。

而儒家的思想,蒙仲認為亦不能單純就定為“惑世妄言”。

不可否認,儒家思想認為“禮制至上”,甚至于孔子曾經還包庇了弟子「曾參」。

這件事的起因,是曾參的父親「曾點」。

某日,據說有鄉人的一只羊跑到曾點的家院前,被曾點捉起來宰殺吃了,而其子曾參沒有舉報。

后來葉公——「葉公好龍」的那位葉公,便就這件事對孔子說道:我們那地方有非常正直的人,父親偷羊,兒子就出來檢舉揭發。

孔子就回答道:我們那里正直的人與這種正直有區別,父親替兒子隱瞞,兒子替父親隱瞞,正直就在這里面。

儒家思想“崇尚禮制”,就到這種地步,也難怪道家會指責儒家“巧偽”,而法家亦看不上儒家。

后來孔子的弟子「子夏」說道:大德不逾閑、小德出入可也。

 很符合儒家的風格,儒家一向認為,作為有君子人格的人,應當顧全大局,而不必執著于細節。

但孔子時代的儒家,也有值得贊賞的地方,比如對「學」的態度,論語中的「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但學的目的是什么?

對于孔子本人而言,他學習的初衷是為了當官,是為了得到他人的尊重。

再到孟子、荀子時期,荀子首次提出了「學以致用」的理念,使儒家的「學」,總算是有了一個明確的方向——用!

用在哪里,即用在治國、用在治人。

說到治國、治人,應當首推道家的治國之道,在治國方面,從道家鼻祖老子起,道家就明確地指出了「無為無不為」的治國策略,以勸誡各國的君主。

「無為」,并不是指什么都不做,而是指順應自然,不要做多余的事。

比如說,在四五月本應該做農事的時節,君主不要因為與他國開戰而耽誤了國民的農事。

關于這一點,孟子也說過類似的話: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

其中的「勿奪其時」,就是告誡君主順應自然——該讓農民種地的時候就讓農民種地,不要做多余的事。

除此之外,還可以延伸到對待國民的態度,總而言之就是,國民想要去做什么,就讓他們去做,君主不要“額外”——即除了刑書以外——去約束他們。

而「無不為」,也不是指什么事都做,同樣也是指去做順應自然、順應天道該做的事。

這方面體現在哪里呢?

打個比方,國內發生天災,務農的國民因此顆粒無收,這個時候就應該順應自然,開倉救濟國民,而不是違背天意,繼續向國民征收田稅。

延伸下來,還有想辦法提高國民的道德修養這類的。

君主無為(不做多余的事)、臣子無不為(多做些順應天道、順應自然的事),這即是道家的核心治國思想。

而相比較道家的治國思想,道家的“治人”思想,就顯得格外的“不親和”。

在這方面,道家的主張就是自我約束與自我提高,道家認為,只要世上人人都注重道德,那么這個世道就不需要多余的東西——比如儒家「仁義禮數」的束縛,以及法家刑法的約束。

但遺憾的是,世人未必都有這樣的覺悟。

這就是道家思想的局限,或者說,也是它被稱贊的地方:道家思想只主張自我約束、自我提高,卻并不會像儒家、法家一樣,將自己的意志強加在他人身上。

而就,就注定道家思想很難在像當代這種「道虧之世」有所作為。

“并非我道家思想不好,恐怕是世風日下、人心不古”。

蒙仲正色說道。

聽聞此言,莊子帶著驚訝看向蒙仲。

因為蒙仲的這個觀點,與他不謀而合。戰國大司馬 第20章:“偽”之辯(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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