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六十一章看出門道

汪精衛十三、四歲，父母積勞成疾相繼過世，年幼的他只好與同父異母的哥哥生活，“衣食之費，都仰給于長兄”。幼年失恃，寄人籬下，“長兄為父，嫂為母”的生活并不是那么好過的。

怯懦自卑、爭強好勝混雜在一起，造成了他有別于其他人的性格，不過總歸是讀書人出身，為了出人頭地，也為了討兄嫂的歡心，這時的汪精衛學習還是滿刻苦的。

一九零二年三月，汪精衛參加廣州府科考，獲得第一名秀才，追求功名，且有所得，十九歲的汪精衛不免對自己有一些小得意。

不料天有不測風云人有旦夕禍福，中秀才之后不久，還沒等得意忘形，晴天霹靂二兄病死，家庭收入來源被掐斷，家庭困窘難熬，萬般無奈之下，只好廣東水師提督李準家當“子曰先生”。以奉養嫂子和年幼的侄男侄女。

在大官僚家做西席，外面看著體面，實則每時每刻都得看著東家眼色行事，小心翼翼循規蹈矩，對學員還需要擺出一副正統儒士的一套道貌岸然的樣子。這種磨練，使得他幼年膽小馴順的性格，逐漸向畏懼強大的怯懦轉變。

對于他個人來講，天資聰穎，又勤奮好學，國學根基，得庭訓之益，文氣磅礴縱橫，許為旋轉乾坤之偉器。成為了他日后在國民黨系統中，地位快速上升，甚至一度超過領袖的資本。畏懼強大的怯懦，也使得他在日本人全面侵華之后，逐漸滑向叛國投敵的性格原因。

1903年官費赴日本留學。1905年參與組建同盟會。1910年3月，謀炸清攝政王載灃，事泄被捕，被判處終身監禁。

入獄后，開始汪精衛還很硬氣，決心以死報國，并慨然賦詩“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一時成為革命者心中的英俠與楷模。

肅親王善耆見此子文才與風度俱佳，實乃人之龍鳳，在他入獄期間多方照顧，思想已經逐漸有了轉變。

武昌起義，汪精衛被同樣愛才的袁世凱開釋出獄，心存感恩之心的他，與君主立憲黨人楊度等組織國事共濟會，力主革命、立憲兩派聯合擁袁，實現南北統一。

死里逃生，獲得自由的他難免珍惜自己的第二次生命，慢慢滋生了生命誠可貴，活著價更高的想法。

另外，他對于肅親王善耆還有著濃重的感恩之心，每與有人談起入獄經歷，他總說：毫無疑問我的救命恩人是肅親王，每當我想起這段經歷之時，總想到清朝末期的偉大政治家。

不得不說，雖然此時他的心境改變了許多，但他還是一個有著偉大理想的革命者，擁護孫中山、擁護三民主義的初衷并沒有改變。

愛惜生命，感恩敵對勢力，富國強兵，三個風馬牛不相及的理念柔和到一個人身上，使他自己也痛苦不堪，“豆萁何苦更相煎”的心里，使他不可避免地產生了妥協心理。

正是在這種復雜難鳴的心理作用下，出獄后他才會以一個革命黨人的身份，為袁世凱主導中國政局積極奔走。

這次的謀刺事件，汪在從小家庭環境鑄造成的懦弱自卑、優柔寡斷性格得到進一步發展。在之后與領袖多次的權利斗爭中，每遇到挫折就或者住院、或者留洋躲避領袖咄咄逼人的鋒芒。就是這種缺陷人格的真實寫照。

一個天資聰穎、才華橫溢的人擁有這樣的性格，是他自己的悲哀，也是中華民族的不幸。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后，蔣介石被迫下野，汪精衛主政，他一改蔣介石、張學良的“不抵抗主義”政策，以積極主張抗戰而著稱。

1932年1月28日，在上海與日本侵略軍展開浴血奮戰的十九路軍，就是親近汪精衛的粵系部隊主力。

然而，在遭遇一次次抵抗失敗和主政挫折之后，曾經主張積極抗戰的汪精衛，在日本人咄咄逼人的壓迫下，完全改變了立場，成了堅決的“主和派”代表人物。

“須知數十年來，中國軍事經濟，在物質上著著落后，固不待言，即組織上亦幼稚不完善。”統帥的自卑帶給國民是災難性的后果，1932年5月主政國民政府的汪精衛跟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淞滬停戰協定》。

1935年姍姍來遲，此時主和的汪精衛似乎看到了實現與日本休戰的希望。根據就是，雖然日本人依然挑釁不斷，但更多的只是虛張聲勢，實質性的侵略步伐實際上是停下來了。

于是與日本人妥協創造新的歷史的論調，從他那妙筆生花的筆尖下登上了報紙。

于是他悲劇了。1935年11月1日，國民黨在南京召開四屆六中全會，開幕式后中央委員合影留念，鎂光燈閃耀歷史定格，十九路軍一個排長孫鳳鳴高呼“打倒賣國賊”，向正在轉身的汪精衛連發三槍，一發子彈射進左眼外角下顴骨，一彈從后貫通左臂，一彈從后背射進第六、七胸脊柱骨旁。

行刺者成了被刺者，革命者成了大漢奸。這是何等的諷刺，人心的變化無常，歷史的云波詭異以令人震撼的方式在汪精衛身上演繹著。

孫鳳鳴的刺殺，雖然沒有當場要了他的命，但當他就醫時，老醫生斷然他絕活不過十年，推斷的根據就是射入脊柱旁無法取出的子彈，鉛毒將會慢慢侵蝕他的軀體，最后毒發身亡。

不得不說，中國的老醫生水平還是蠻高的，后世汪精衛果然死于一九四四年。

七七事變，抗戰爆發，作為國民政府二把手的他，也曾經提著一股虛勁慷慨激昂地演講：“目前時局已臨最后關頭，因此，我們要有絕大的決心與勇氣來犧牲，……，我們如果不犧牲，那只有做傀儡了。”

這番慷慨激昂的話語猶言在耳，不過大家很快就又看到了一篇他本人的署名文章，文章叫做《大家要說老實話，大家要負責任》，文章中他談到“和呢，是會吃虧的，就老實的承認吃虧，并且求于吃虧之后，有所以抵償”，“戰呢，是會打敗仗死人的，……。”

1937年11月5日，驕狂的日軍通過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向中國方面開出了議和條件：

一、內蒙成立自治政府。

二、華北非武裝區域擴大，主權歸南京政府，治安由中國警察維持。

三、上海非武裝區域擴大，治安由國際警察管理。

四、中國停止反日排日政策。

五、共同反共。

六、降低日貨關稅。

七、尊重外國人在華權利。

12月3日，汪精衛在漢口民眾團體代表會議上演講時，對德國大使陶德曼的調停公開表示歡迎。他說“如開始講和，不可失此機會。”

12月5日，汪精衛接受《新聞報》記者采訪時說：“若日本真愿意要求和平，提出了可接受條件，則中國亦可考慮從事停戰。”

次日，汪精衛在漢口主持召開國防最高會議常委會，討論日方停戰條件。會議通過了接受日本停戰條件的決議。

汪精衛當即讓孔祥熙簽字，孔祥熙表示拒絕，并打算向蔣介石匯報，作最后決定。

汪精衛說：“你是行政院長，這事你簽字就生效，何必去找蔣某人，他是管軍事的，這事不歸他管。”

孔祥熙說；“要簽字，你自己簽字，我可不愿意讓人打我的黑槍！”

汪精衛萬萬沒有想到，還沒等蔣某人簽字畫押，日軍由于攻占了南京，認為中國已經窮途末路，于12月22日又增加了三個苛刻條件一、在華北、內蒙、華中的非武裝地帶設立臨時政府；二、承認滿洲國的獨立地位；三、中國向日本賠償戰爭所耗費的費用。

這一下，汪精衛也不敢吭氣了，中國政府當然斷然拒絕了日本的議和條件。

惱羞成怒的日本于這一年1月16日，發表《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政府聲明》，宣稱:“帝國政府今后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而期望真能與帝國合作的中國新政權的建立與發展，并將與此新政權調整兩國邦交，協助建設復興的新中國。”“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實際上透露了日方謀求“合作”的新政權的戰略意圖。

汪精衛不愧為才華橫溢的人物，吧嗒吧嗒嘴，很快他就日本的聲明之中看出了門道，日本這是要在國民政府之外，扶持一個新的中國政權，那么這個新的政權由誰出任一把手最有分量，當然是原國民政府的二把手最合適。

弄明白這個問題之后，汪精衛的心里不由得活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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